地域化渐行渐变，苏州当代小说有何可能性

　　编者按：作为江苏小说创作的重镇，苏州以“小巷文学”“苏味小说”而享誉文坛。继“陆苏州”陆文夫之后，又涌现了范小青、苏童、叶弥、荆歌、朱文颖、戴来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实力派小说家，他们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批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范本。地域文化对苏州当代小说有何主要影响？新世纪以来苏州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有哪些？地域文化影响苏州当代小说发展有无新的可能性？12月4日，由江苏省作协、苏州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举办的苏州当代小说与地域文化研讨会在苏州举行，来自全国的四十多位专家的深入探讨，将会给中国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及演变带来深刻的启示。

　　地域文化渐变，苏州文学何为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在急剧的变化中面临着地方性经验的泯灭，大众传媒、高铁、航空……方方面面的挤压使得过去传统的地方越来越面临危机。”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提出，这种危机不仅会影响到城市的面貌，还会影响到口音。然而，地方差异被泯灭的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中国也同时经历着地方性的复兴，每一个地方的文化自觉和自豪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李敬泽说，如何理解地方问题，同时也是如何理解中国。在新的世纪，地方正在重新获得一种新的文化力量。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讨论苏州当代小说与地域文化，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的关系，也包含着这个时代关于文学创作，关于作家的写作与地方文化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地域文化对文学深远的影响显而易见，一方文化滋养着一方文学。苏州文坛是一份令人瞩目的力量，陆文夫、范小青、苏童等，他们的小说作品集许多苏州文化的精髓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丰富着当代文学史。”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韩松林表示，苏州作家以风格技巧的迥异显示出当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多变与创新理念。苏州当代文学的成就，尤其是当代小说的成就是立体的，多元的，这与苏州文化有深厚情感的文化批评家队伍密不可分，苏州的作家和评论家在相互的切磋中不断推出一个又一个优秀文本，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新旧地方文化的碰撞中，作家和批评家使苏州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充分体现了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特征。而文学的繁荣发展与地方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代苏州作家之所以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除了拥有这片令人自豪的文学沃土，除了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作家秉承着高远的文学理想，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历届苏州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关心，有苏州市文联、作协的努力工作，他们在支持扶持文学创作、营造浓郁文学氛围，发现鼓励文学新人，推荐奖励优秀作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舒心、暖心的工作，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研究和推广。    

　　苏州市作协主席、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说，他们在2012年底召开过“苏州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讨论当代文学史中苏州作家的意义。那么，苏州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何以形成，答案之一是地域文化的影响。这是本次会议讨论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想由此探讨在逐渐变化的地域文化影响下，苏州当代小说有何新的可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文夫、范小青、苏童等作家的小说，都有鲜明的‘苏州气质’，但又不同，不同的作家所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审美特征的个性差异明显。因此，地域文化的影响可能有基本规律，但没有统一的答案。”王尧指出，对于批评家而言，可能有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焦虑，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但对小说家而言，地域文化是母体，小说家不会像批评家那样条分缕析。批评家的分歧常常不是针对具体创作和文本而言，而是一种理论的焦虑。小说家处理地方经验、地方知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还是要从创作出发。他认为，陆文夫的“小巷文学”已经不能概括苏州当代小说的整体特征，苏州小说创作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与吴文化的消长有关。一方面有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苏州的文化结构已经变化，是更敞开的地域文化。而且由于小说观念方法和技巧的变化，苏州作家处理地域文化的方式 已经转型，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

　　苏州文学印象谈

　　阅读苏州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清雅，但是淡而有味。苏州作家的笔下很少浓墨重彩的，他们更重视内在世界的挖掘。这些年所谓的城市文学都在呈现种种奇观，缺乏内在世界的刻划，人物也都符号化。而苏州作家的作品，从陆文夫到范小青，叶弥、朱文颖、荆歌等等，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一个内在的世界，包括苏童的作品也非常善于挖掘人物内心细微的变化。他们不追求情节的戏剧性，在日常生活的描述当中，别的作家已经穷尽的地方，唯苏州作家会突然发现另外一片天地。所以，读苏州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感觉跟逛苏州园林非常像，总是别有洞天，非常享受。当下像这样的小说品格越来越缺乏，也正因为此，苏州作家的写作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此同时，苏州作家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较重视个体世界深度的表达，没有紧跟潮流，却注重深度挖掘。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用“绝处逢生”形容中国的作家，尤其苏州的作家，在小说家们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寻到柳暗花明的出处。“他们对生活有更精细的描写，对日常生活下面所隐藏着的情感和思想有更深入的表达。”郜元宝说，从90年代至今，二十多年来中国作家主要的失败和软肋，就是回到生活和回到自我。过去作家们不会讲故事，现在讲故事一个顶一个，但是故事后面真正触及到人的、有所创意的反而很少。作家们不敢把主观面临的生活打开来给人看，越来越回归到“三言两拍”，喜欢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匠式的、搜集情报或搜集社会档案的搜集员、通讯员，作家们之间似乎展开了一种竞赛，谁搜集得更多、更新鲜、更好奇，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谁就胜出。在这个信息时代，如果大家在搜集社会段子和各种奇怪事情上面展开竞赛，没有太多上升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讲，范小青的小说主题集中，她引入了信息时代的手机、网络、微信等元素，专门写了人我关系，呈现在信息时代中那种不真实、漂浮感，写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却提出了最朴素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文学固然要适应新时代的各种生活方式，但是文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还是人和自己，人和他人的情感的关切问题。否则文学就没有热度，没有温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指出，从明代冯梦龙到近现代的鸳鸯蝴蝶派再到当代苏州作家，很多人追求写一种休闲的、消遣的、娱乐的作品，注重情趣性，有浓郁的通俗文本的特点，因此深受普通读者喜爱。就像冯梦龙的作品一开始不受重视、现在广受追捧那样，苏州当代作家的影响力一定会越来越大，他们的小说一定会感染更多读者。

　　苏州地域文化的书写有何出路？

　　地域文化不是凝固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将文化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他认为，一个地域文化对文化创作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这个地域的人特有的价值观念，是否相对比较缓慢地有所变化；第二，即便是物质层面，趋同里面仍然可以看到文化的差异。王彬彬认为，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直接的、明确的，作家写小说就是为了表现地域文化，就像冯骥才写天津；还有一个是间接的，作为底蕴和气息流淌在血液里的地域文化性，所有的当代苏州作家，怎样整体表现苏州地域文化，这种文学创作的个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也表示，地域性在给作家提供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会剥夺作家的个性与优势。作家一定要学会“穿越”，以此保持个人的独特性。实际上，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看来，现在人口迁徙频繁，不光有苏童这样从苏州走出去的作家，也有从外地来苏州的作家。在这样的迁徙中，苏州的地域文化就很可能被冲淡。

　　江苏省作协创作中心副主任徐晓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论述苏州小说创作。她认为，文学应该被作为知识产品来对待，并因这种对待而使我们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如果要讨论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知识谱系的辨识是不可缺少的。“当今社会，人们从知识产品的角度来使用和消费文学艺术的情形已经非常普遍，作为知识产品的文学艺术的市场化流通也越来越成熟，与之相应，从知识产权上保护和使用上，从产品质量与开发评估上，也渐渐形成了行业间的标准和操作机制，这些都在催促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借鉴或采用生产评估的方法来看待文学作品，描述文学现象，解释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徐晓华指出，将文学作为一种知识产品来对待或评判应该看重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进行价值评判。如果将苏州当代小说作为一种整体性文化产品来包装，就要看这一产品对地方文化的书写，包括传承(知识的再生产)和创新(创造新的苏州知识)。现在，苏州当代小说已经成了苏州地方知识的一部分，如果讨论和认定苏州，离开了陆文夫、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叶弥、朱文颖、荆歌、戴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苏州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文学一直在参与地方文化的创造，正是与地方文明史几乎同时发生的文学一直是地方知识的在场生产者，不能设想当今一切有关的叙述、想象能离开苏州作家的文学作品。第二，对作品的经验形态的描述和评判。《美食家》堪称苏州烹饪的知识大全，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对苏州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描绘，特别是以后窑村为典型对特定时代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叙述堪称专业，它是可以作为江南农村断代史来读的，是文学与社会学的双重文本。第三，是从知识产品的类型属性上对其创新、贡献和独特性上进行评判。范小青这几年来在文学和新技术生活中寻找到的创新点，这一创新不但使她轻松自如地进入当下市民生活，进入了E空间，微时代，而且将技术程序转化为小说构思，这是很了不起。

　　那么，苏州地域文化的书写有何出路？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吴俊认为，地域文化实际在消失，靠坚守是守不住的。 “文学承担了对于地方文化或者说主流的社会趋势逆袭而生的功能。一个顺势而为的文学，或者追随主流潮流的文学注定是没有价值的。”

苏州作家议苏州

　　范小青：苏州文化在血液中流滴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的中早期创作，表现出和苏州文化亲密的关系。她的大部分中短篇描写了苏州市民的生活，苏州人富有韵味的生活图卷在她的笔下洇染开来，如《裤档巷风流记》因大量苏州方言元素而呈现出浓郁的“苏州味”，《小巷静悄悄》、《拐弯就是大街》等作品中，也表现出范小青与苏州的地域文化和精神内核相一致的气质。

　　苏州慢生活的状态在9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 “张老先生李家姆妈不再坐在天井里乘风凉，顾家的老小姐们也早已作古，鹰扬巷拆除了，变成了大街，街名叫世纪大道，一针一线缝衣裳的小裁缝瑞云，已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服装界女企业家，那种我所钟情的静悠悠慢吞吞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城市，这个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的城市让我迷失了方向，让我丢失了根本。”范小青曾在创作谈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茫然。

　　与此同时，文学刊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作家的写作情致和写作对象也发生了变化。范小青在尝试寻找新的出路的过程中，笔下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如干部、农民工等，她的创作开始“去苏州化”。评论家王尧曾如此描述范小青的变化：“在苏州古城逐步翻新以后，始终以‘苏州’为原型城市写作的范小青这几年也逐渐从苏州小巷走出。” 她从关注日常生活转而去关注社会重大事件，进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领域。

　　2008年，范小青从苏州来到南京工作，经历和创作经验的累积，以及视野和思想境界的开阔，她的创作题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长篇小说《香火》和《我的名字叫王村》，可以说是生活和工作的变化对作家的冲击的产物，也不同文化冲击下的产物。 “《香火》是写生与死的不确定性，打破了生死的界线，描写生活的复杂性。如果我仍然在苏州当专业作家，写不了《我的名字叫王村》。“范小青说，之所以回到她少年时就熟稔的乡村，能够回过头去处理这些老故事，是因为感觉这时候能把握它了。几十年中自身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文学的认识和掌握能力也有了新的高度，这时候的创作才有可能突破，否则自己也没有激情。

　　很多人印象中，苏州人散淡，其实苏州人骨子里认真，小说家对文学的追求很执着，表面现象在某种程度只是一种假象。在南京八年，作协公务繁忙，范小青的创作却丝毫没有减少。她逐渐“适应”了繁忙的工作和见缝插针的写作。凭借毅力和对文学痴迷的热爱，范小青没有因为事务的繁忙影响写作，她在写作渲泄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社会中很多荒诞现象的思考，表达自己的焦虑和忧心。

　　表面看来，范小青的作品中没有小桥流水，已经去符号化了。然而只有她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苏州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流滴。即使在“去苏州化”的过程中，范小青的为人以及为文，仍然保留着内在的苏州文化的影响。

　　当然，范小青对苏州文化中束缚人的一面也看得很清楚。范小青说，自己的写作跟苏州传统文化的滋养分不开。她自我评价写作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庸”，作品最后总有一点不温不火。“这跟苏州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苏州人很积极进取但是不张扬，很低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性格。”

　　在谈到苏州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时，范小青认为，苏州文学作品格局小，切入点比较小，多从小的人物切入。这也未尝不可，但要提升几个境界，才能以小见大。“我一直强调现代意义很重要。只要现代意义存在，人物不在大小。如果不能体现这种意识，小人物就是小人物。对生活的感避，但是要有很高的标准 。”范小青说。

　　叶弥：曾经义无反顾逃离苏州

　　作家叶弥年轻时不大喜欢苏州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不论在文人还是普通百姓身上，都有同样的体现，他们喜欢风花雪月，喜欢悠闲的生活，对国家大事不甚关心。

　　外国的、苏北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来到苏州后都慢慢地同化。苏州文化对人们巨大的腐蚀性令叶弥感到不适。

　　“我想逃离！”这个隐秘的声音一直存在，为了离开，叶弥嫁到苏北，后来又搬到远离苏州的乡下。然而离开苏州的文化中心，反而有更清醒、更全面甚至更公正的认识：原来自己拒绝的东西一直影响着自己。

　　之所以形成现在的苏州文化，自有历史原因。关于苏州从古至今的文化书读了不少，叶弥深知苏州文人躲在自我的天地里寻找精神安慰的深层原因，表面看是沉浸于自我的世界，实际上苏州文人不反抗现实是有传统的。一方面是和现实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寻找到灵魂的出口。

　　年纪稍长，叶弥开始思考苏州的文化，更为清楚地认识到苏州文化巨大的辐射性，她想，自己不但不能被它消沉和淹没，更要提炼它的精华，从中吸收文化的影响。她认为不止是苏州文化对作家有这样的影响，所有对家乡文化对作家都有这样的影响。反观苏州历史上的文学创作，她认为苏州的鸳鸯蝴蝶派中没有一个人物站得住脚---结构能站得住脚、文字能站得住脚，小说人物还没有站起来。叶弥说，这一点必须向北方作家学习，学会在文学创作中有真正的自我，要有大的精神空间。她分析自己多年的创作一直“原地踏步”，就是因为对自我、对世界认识不足造成的。近两年，叶弥的创作中呈现出较之以往更多的地域文化。她认为，我们不必把地域文化的解构或是重建当作重要的话题，去地域化或建立地域化，只是作家想在小说中寻找他要表达的思想。地域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灵丹妙药，地域永远只是小说的背景。

　　在新长篇中，叶弥有意地把小说背景放在苏南文化上。中国作家在作品背景的选择上有这样的传统，一是生存的背景，二是文化的背景。叶弥找到自己熟悉的地域，这大概是苏州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它是不知不觉地随着小说的行进，随着经验的行进自然而然带入。她把自己所有对文学、对世界的理解，把多年所有的经验积累放在小说里，第一次感觉写作是这么快乐而充满幸福感的事情。

　　荆歌：“跑得越远”，越离不开苏州

　　和范小青笔下流淌的对苏州浓厚的感情不同，对于6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无论苏童、荆歌还是叶弥，他们对于苏州有着一种共同的逃离。

　　“苏州对我来说就是压迫，是束缚。”在这样一个熟视无睹的地方，写作对荆歌来说反而成了背叛。90年代荆歌的创作曾经非常富有活力，但是自新世纪以来，他更多的精力用于写字玩物。

　　然而回头一看，他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晚明民国苏州文人那一套”。荆歌说，跑得越远，越发现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

　　作为写作个体，荆歌写作时几乎不考虑地域文化，但是血脉上的联系是必然的。写小说，其实就是写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写生活态度，写对生命的一种感受，至于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只是一种烙印，并非作家追求的东西。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作家最初的写作，离地域是非常远的。苏州作家车前子、小海，他们的诗歌里没有地域的符号。这是新一代写作者的价值。

　　十年前接触玩物之后，荆歌发现写字画画更考验自己的智慧，也能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曾经写了那么多小说，今天的荆歌已没有特别多的动力认真地把小说写好。“一方面，所谓的才情，想要触摸、要表达的东西，经过那么长的写作历程和实践，再写也是一种重复，甚至无法达到我个人认为的高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我对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写作者今天有什么作为？你想写出怎样的小说？”

　　最近两年，荆歌的小说，包括在《收获》上发表的《他日物归谁》和《珠光宝气》，背景都是玩物和收藏。他说：“玩古挤走了写作的时间，它带来了别样的人生况味。有欢乐，有悔恨，有迷惑，有顿悟。”荆歌写一些与收藏有关的笔记，在一些报刊开设相关的专栏，栏目起名为《玩物志》。他特别去掉了“玩物丧志”中的“丧”字。“我是要表明，我的志一直都还在的，没有丧失。”

　　可是，强调什么，就是害怕失去什么，荆歌看得很清楚：自己这个文艺老青年，到了该安度晚年的岁数，原来内心还是像有出息的年轻人一样，把“志”看得很重啊！

　　这个志，是小说。荆歌说，“玩物还将继续，小说一定在我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我的价值体系中，小说是最有价值的。”

　　朱文颖：作家的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

　　关于与地域有关的写作，其实有很多层次，从小喝酱汤长大的人，吃生鱼片长大的人，和在一个食物与水果都有着四季极为分明的特色的地方的人，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地域文化的起点。但光是呈现与强调这个特色和起点是不够的。这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方面。

　　朱文颖曾仔细分析过莫言与高密的写作关系：莫言的高密其实走过了几个阶段，首先是意识到可以写高密，因为他熟悉高密，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接着，觉得光这样写，不论读者还是自己都会厌倦，所以他接着发展出了一个想象中的高密，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虚构、放大、荒诞、变形，这个高密是莫言重新创造出来的世界，它几乎可以承载一切。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觉得莫言是把人类学运用到小说里去并且获得很大成功的一位作家，当然，这和他本身的个人气质有关系，但对于相对来说仍然视野比较封闭的中国作家来说，仍然多有借鉴之处。 ”朱文颖说，地域性里也要有普通价值。莫言建造的高密里已经具有了人类情感和生存的普遍价值。

　　苏州以及整个江南地区，在整个中国来说，或者更加扩大来说，在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区，苏州这个城市和上海相近的一点就是几乎所有的苏州人都认为苏州的过去是一场梦，作家就更是这样。凡是写苏州的作家，都无法绕开这个思路。上海作家也是这样，因此使得苏州上海的文学多少年里打开不了新的思路。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

　　在朱文颖看来， 作家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生活的评论家，生活怎么样不是作家可以决定的，但是，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那流逝的岁月却是作家的专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江南的生活还从未被认真书写过。 作家要坚决地将自己定格在书写这样的生活的位置上，所谓扩大并不是说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去搜寻写作的素材，只是要求作家能沉入那流逝的岁月和文字当中去，去做新的发现和解说。

　　戴来：生活永远在别处

　　戴来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州人，可她小说里的苏州意味并不明显。她说，对有些写作者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每一个写作者的生活痕迹不用刻意去写也已经渗透进了他的文字里。

　　“ 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其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无需再去特别强调，或刻意寻找作品里可能呈现出来的地域性特征。这个地方的创作群落力量强大了，它的地域文化自然就会受关注，自然就凸显了。”“苏州意味”不明显，但不可能一点都没有，比如一些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总会流露在文字里，但和别的苏州作家比，她可能是淡化了的。

　　“我是2011年回苏州生活的。回苏州是两个原因，一是父母年龄大了，他们希望我回来；二是孩子即将要读初中，而他的户口在苏州，最终参加高考的话还是要回原籍，所以干脆回来读初中。其实对我来说，在哪里生活都一样，反正过的都是小日子，反正我也不大和外面的人打交道。不打交道是没有能力处理各种关系，所以外部的生活环境跟我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此前，戴来随爱人在河南一待就是十来年。回到苏州，生活比在河南舒适、滋润，这里散淡而又温情的朋友关系也更合她的胃口。戴来说，自己大概是一个没有“故乡”概念的人，在河南十几年，会牵挂父母，但少有对故乡的思念。现在年龄大了，她慢慢对传统文化有了兴趣，比如吴文化中的吴门医派和吴门书画，“但认识尚浅，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