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是怎么“哈法”的

　　在生活中，“哈日”“哈韩”司空见惯。实际上，法国文化也对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却很少被作为一个现象加以讨论，甚至几乎听不到“哈法”的称呼。

　　11月29日，作为2015傅雷翻译出版奖的活动之一，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陈思和、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董强与作家孙甘露在上海爱马仕之家，就“中国文学中的‘哈法’现象”进行了对谈。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法国对中国人自由精神的影响一直都在

　　董强：今天主要是探讨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看，整个中国文学，特别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学中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哈法”现象。

　　以 前我们常说哈韩，那开玩笑说，法国有个前总理叫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台湾人翻成“哈法汉”，意思就是“一个哈法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请作家孙甘露先生，文学史研究专家陈思和先生，以及主持人又是对话者 的我会从翻译的角度来稍微补充一点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对一些基本的框架有所了解。首先请陈思和先生讲讲，站在你的角度，中国文学中有没有一个阶段，相较于 其他外国文学来说，法国文学对中国更重要？

　　陈思和：我简单讲一下。在中外文学关系中，据我所知，法国文学是最早打动中国人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一本翻译小说是《茶花女》，当时严复写诗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中国的男孩子都断肠了。

　　然后就是法国整体的影响，早期中国的留学生分两种，一种是到英美去的，一种是到日法去的。到法国去留学的多半是革命家和艺术家，到英美去的多半是学者，所以从文学创作来说，后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基本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交流中(发展)。

　　艺术上像林风眠、徐悲鸿，革命上来说更多，作家里面有巴金，巴金当年就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他就跑到法国去了，诗人也有很多，比如说艾青，一批活跃的具有革命性的艺术家作家都到法国去了。这样一种法国影响下的中国人的自由精神，我觉得一直到今天都在影响中国人。

萨特等法国作家对于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都有一种革命性的引导作用。

　　1980年代以后，萨特加缪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导师

　　董强：陈先生讲的是比较传统的古典的情况。好像198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同样有影响)，比如说在1980年代的浪潮中影响到像孙先生这样的作家，所以孙先生能不能讲一下在新中国“文革”以后，大概是不是又有一次或者几次的法国文学的呐喊。

　　孙甘露：作为一个作家，我很难判断当代作家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是法国古典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其实有很大影响，但是因为古典作家的影响力，已经融化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所以我们很难找到直接的影响。

　　我 举两个不是那么直接的例子。一类是法国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左拉的自然主义一直到他的写实主义，对遗传的描写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在中国当代文学 看到非常好的融入，王安忆就是这样，她的小说里到处都有遗传的力量，就是冥冥之中有一种遗传在控制人物的情况，这一类文学是非常典型的。

　　还 有一类就是以更古典的法国文学，比如拉伯雷的《巨人传》，那种狂欢，那种民间的无忌惮的粗俗化的传统，可能不是直接影响中国，但是通过俄国的批判主义进入 中国，结果对中国影响更大。这里我说两个人，莫言和余华，他们的小说里都渗透了拉伯雷精神。莫言获诺贝尔奖时我听到评委有一句话，说莫言是拉伯雷传统下最 优秀的作家，不是说在蒲松龄传统下，或者施耐庵传统下。当说是在拉伯雷传统下的时候，我觉得莫言就成了一种世界视野当中被大家认可的，这就是拉伯雷的伟 大。

拉伯雷《巨人传》插图

　　董强：非常感谢你精辟的总结，莫言和余华也是我的朋友，平时从聊天确实能感到法国文学对他们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是我们傅雷翻译奖的坚定支持者。从创作角度，孙先生对法国现当代作家有兴趣，也更有灵感一些，能不能从这方面讲讲你的感受？

　　孙甘露：我个人印象里读到最早的法国小说是《红与黑》。新小说派以后的作家好像影响就不如以前那些。

　　说 到198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我觉得与此前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法语本土的作家，包括新小说派的那些，尤其是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 拉斯的《情人》，这本书当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很多移居到法国的那些作家，比如说米兰·昆德拉，还有一些在法国的东欧作家，对中国的 年轻一代在精神上有一定的影响。

　　在现在看来，法国当代文学或者再往前一点的，对中国社会也好，思想界也好，有一种革命性的引导作用，比如说萨特、加缪，他们让人们从街头转回到书房里。

　　重 点一提的是像罗兰·巴特这样的符号学，他们唤起了对语言本身的革命性看法，对语言语词的含义稳定性产生挑战的看法，他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单个的词语只有放在 上下文中间，放在一个语境中间，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或者一种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新的可能性，这对当时一大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这个才是当代法国文学中 重要的一面。

　　当然还有更多的包括法国的戏剧家、诗人、改编电影、音乐，包括思想界的论争，产生了比较全面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影响。

莫迪亚诺

　　法国文学是精英文学，消费时代很难继续被热捧

　　董强：法国隔了五六年有两个作家(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两个作家我个人有个亲身体会，我们这些做翻译研究的人比他们还要忙，媒体在他们得奖时需要我们来介绍这些作家，记者希望有东西可写，因为大家了解不多。

　　这证明了一个现象，“哈法”有一定的阶段性取向性。以前像加缪的《局外人》，喜欢法国文学的都读过，还有一本风行中国的《小王子》。我想问问陈先生，中国的作家中有没有类似莫迪亚诺这样类型的作家？另外，“哈法”现象对中国作家是不是出现停滞或者空白？

　　陈思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时代变了，法国文化是多元文化，在以前“哈法”主要是倾向于革命，不管是艺术上的革命还是思想上的革命，法国文学最基本的一种特征是反叛，一种自由精神，这个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今天是个消费的时代，而我们说哈法的话，大概不是哈什么作家，都是珠宝香水啊，要是这么说哈法可能是一大批，而文学上不这么说。今天这个时代哈文学就是困难，何况要哈法国文学，法国文学是文学中的文学，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种精英文学，对大家要求太高。

勒·克莱齐奥

　　欧化语言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

　　董强：中国有一帮坚定的法国文学粉丝，我就觉得孙甘露先生是这些粉丝的代表。很多人认为你是先锋创作，比如你的小说很多地方故事性抛弃了。具体到你的创作，在法国遥远的影响下，你是怎样以汉语这个母语载体去进行创作的？

　　孙甘露：我 在语言上的实验或者创作上的理念，影响真的是来自法国。从保加利亚跑到法国的作家克里斯蒂娃有一个观点，写作这个事情，就是从本民族的语言中挖掘它的意志 性，这就是语言有活性有活力的一个部分。这个意志性，实际上是说不是以习惯的语言运用方式写作，从某种意义上那是一个有惰性的东西，甚至而言，所谓作家就 是你母语中的陌生人。

　　董强：一旦一个作家像个语言学家去聆听的时候，对语言的敏感是超乎想象的。就像今天我们常常讨论的，白话文是不是从语言语法上到达了一种通俗化和文学化的边界，我想请陈先生讲讲中国作家谁在语言上有特别的完善和创新？

　　陈思和：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最早创造白话文语言的一批作家，语言多半是不纯粹的，因为要打破传统，很多作家就直接把西方的语言搬进来，有大量的欧化的成分。像早年的巴金小说，是非常违背我们习惯的。这样的作家很多，诗人更多。

　　我个人认为这些尝试是很伟大的，他们是故意要用这些不太符合习惯的方式来帮助中国人的思维更复杂、更精确，正像过去很多先贤都说中国人的语法是很模糊的，说好听一点是朦胧，说不好听是糊涂，语言表达出来不精练。但特别是法语，在表达上就很精炼。

　　中国那个时候像鲁迅基本是朝西方的语法来努力，最后带来了白话文学的高度发展，所以白话文学现在和文言文不能比较，从表达问题的准确性纯粹性来说，肯定是白话文学更清楚，但这样的文字对文学是不是有帮助，这个是需要讨论的。

　　今 天我们说作家对语言的研究，通常不是指语言的欧化发展，而是另一个角度，民族化。有很多作家把语言练得更纯粹，更有典雅风采，这样大家往往认为他们语言更 好。对语言的好坏，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我个人更喜欢乱七八糟的语言，不难么纯粹，文学作品一定要打破习惯，所以评论说一个作家语言流畅，我觉得这是贬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