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文学的大意义

　　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文学的大意义

　　——写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学论坛”暨“文学作品选集”首发之际 

　　日前，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学论坛暨“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达斡尔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的首发式在京召开。中国 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朝克、内蒙古作协主席特·官布扎布、内蒙古作协秘书长锡林巴特尔，以及40多位专家学者、作家代 表参加活动。与会人员对这三卷“文学作品选集”的发行在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少数民族作家代表畅谈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经验 和对本民族文学未来的展望。

　　白庚胜谈到，这次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的达斡尔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是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 展工程”的一部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与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 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朝克认为，这三卷“文学作品选集”的推出，呈现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崭新的文学创作面貌，为民族文学研究事业注入了强劲活力，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

　　据了解，“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总共55种，是2012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发展工程”中的一个宏大项目。如今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人口已经不少，但习惯上还是被称为内蒙古“三少”民族，因此，达斡尔族 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这三卷选集均是由内蒙古作协牵头组织编辑。受特·官布扎布及锡林巴特尔委托，三卷选集分别由吴刚、刘大先和姚广编选，今年陆续 出版。

　　此次论坛请来了这三个人口较少民族散居于内蒙古、北京、黑龙江、甘肃、辽宁等地的30多位作家和学者，希望在对话中能够对以下问题有所回应：某 个边地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中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特色、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能够为整体文学提供什么样的养料？达斡尔族总人口只有13 万多人，鄂温克族只有3万余人，而鄂伦春族仅仅8千多人，但人数的多寡与文化的厚薄并无必然关系，正如经济的发达与否与道德修养的高低也没有因果链条， “三少”民族文学的创作实绩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有着悠久口头文学传统的族群，一直没有书面文学，但是一旦开始了当代文学的历程，就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它们 的作家用汉语、蒙语迅速创造了一系列精彩的篇什，并且产生了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如李陀、乌热尔图等人。李陀当然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达斡尔族 作家，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个族群的狭隘范围之内，但这并不妨碍达斡尔族文学史将其列为重要的一员。

　　比较文学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曾说：“这是一个被心照不宣的力量支配的空间，但是它将决定在世界上到处被写出来并到处流传的文本形式；一个有 中心的世界，它将会构建它的首都、外省、边疆。”也就是说，文学有种隐约含糊却又坚实存在的“标准”。用时间做比喻来说，原先各个地方、不同民族其实都有 着自己的认知，但是一旦“格林尼治子午线”成了现代时间的标准线，无远弗届的亚非拉美等地方都要以这个欧洲中心规定的刻度为准绳了。文学也有自己的格林尼 治线，对于后发的现代中国文学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如今的文学很多时候是以巴黎、伦敦、纽约、斯德哥尔摩为衡量尺度的，如果某个文学不与这些文学世界的“中 心”保持一致，往往会被无视，或者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残次品。而在中国文学内部，文学的中心常被认为是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先发地区，虽然文学中心与政 治、经济中心并不必然保持一致，但是先发优势通过文学机构、评价机制、传媒与刊物等，还是确立了这样的文学权力格局。这样一来，少数民族、边地的文学便在 这种格局中处于劣势位置，它们常常天然地被打上“局部的、不具备通约性的”烙印，必须要超越于具体族群的边界，才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因而，如果某个 声名已经超出于其族群之外的作家被称为“某族作家”，他往往会感到不满。

　　这个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文明等级”的误解和逻辑层次不明的错觉，即我们的评价和自我评价实际上都被“文学格林尼治”左右了——如果按照这种观 点，“三少”民族文学在文学共和国中属于“边疆”。但我们需要注意到，文学总是从个体出发的，它必须有着坚实的落脚点，才不至于蹈空而言，它的普遍性总是 根植于这种具体性之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我认为其最好的状态是我在“鄂温克卷”后记中所说的“小民族大胸怀，小文章大关怀，小叙事大境界”。有了这 样的认识，小民族文学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发言，一个小民族作家同样也可以是一个世界级作家，就像柯尔克孜人艾特玛托夫、有着毛里求斯血统的勒克莱齐奥， 或者特尼立达和多巴哥的印度后裔奈保尔。

　　“鄂温克卷”中选了乌热尔图、乌云达赉、涂志勇、杜梅、安娜、涂克冬·庆胜、阿日坤、道日娜、敖蓉、德纯燕、德柯丽等人的作品。“达斡尔卷”选 了萨娜、孟晖、阿凤、苏华、苏莉、晶达、傲蕾伊敏、赵国安、安晓霞等人的作品。“鄂伦春卷”选了敖长福、阿代秀、空特乐、敖荣凤、孟代红、刘晓春、刘晓红 等人的作品。他们的水平自然参差不齐，有的人的写作如果从“文学格林尼治”的标准来看，可能并不出众，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文学格林尼治”的“文学性”经过 30年来的各种思潮与试验，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审美的体验、娱乐的消遣，它也是教育和认识的途径、自我表达和张扬精神的渠道， 更是凝聚族群、振奋精神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三少”民族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小民族的日常状态，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心里想要表达的 欲望以及情感诉求的倾向，内蕴丰厚的文化传统及对这种传统的自豪与珍重。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只要不带着惯有的审美惰性和思想偏见，都能从哪怕最简陋的文字 中汲取到不可忽略的灵魂，就好像从表面充满杂质的原石中发现珍贵的白玉。

　　从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时期”以来，“三少”民族文学第一波浪潮直到当下，现代性中的内在冲突与裂变就是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以两种形式被表述出 来：在历时层面是传统与现代、不同代际之间的矛盾；在横向层面是族内共同体与外来者、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扞格。这些作品往往在清新刚健中蕴含深沉广阔的思 索。直到新世纪以来，这种现代性的失落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只不过它更增添了一种挽歌式的怀旧色彩和忧郁笔调。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势进入，造成了执拗性 的退守形态，使得越来越多的“三少”民族作家投入到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强调之中，这在整个中国多民族文学中都是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因为差异性才是应对全 球通约性的资本和基点。但这无疑使得写作主题狭窄化和单一化了，文化寻根和认同的强势造成了更多可能性的压抑，让那些更富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主题被掩 盖。因为即便是边缘、边远、边境的少数民族，也都不是自外于主体、主流、主导性的文化与话语之外的，它的命运总是交织着大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忧伤与欢欣、 哀愁与希冀、失落与梦想、迷惘与探索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既是“三少”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更是世界文学，回响的是时代的跫音，只不过是在“文学格林尼治” 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进行双重反思，首先是反思我们的文学话语是不是出了问题。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容易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党和政府一直不 遗余力地进行扶持，但是因为长久以来的文化惯习和“文明等级”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上的问题， 而是在由“文学格林尼治”影响下的既定教育系统中培育出来的批评者缺少知识储备和同情性的关怀。少数民族题材也往往缺乏商业性的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广 泛的关注，所以它们难以赢得主流批评者、研究者的梳理与阐发，也很难作为一种国家性的文学知识进入到主流文学体系之中。然而，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足以自 豪的文化经典，也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知名和新锐作家。正是这些多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反映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生动的现场。

　　另一方面，“三少”民族作家也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应当意识到自我族群文化固然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但“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们”都是与我有关的。在 回首往事、瞻望历史和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同时，文学书写要更多发挥想象、着眼未来，主动将自己个体及族群文化遗产融入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思考。如果只是 聚焦于本民族的小视野，而不关注他者的文化、总体性的社会变迁，则很容易落入“你不关心别人、别人也不关心你”的陷阱。

　　概而言之，在“文学格林尼治”之外的“三少”民族文学，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讲述了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国故事”。它们通过对人物、 风景、住所、仪式、饮食、服饰、习俗、信仰、禁忌等的描写与刻画，不仅绘声绘色地提供了让人身临其境的代入感，也是对于本族群文化的传播，保存了丰富的历 史与情感信息，对他人起到了认知和教育的功能，增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组成和多样元素。正如鄂伦春族卷副主编姚广所说，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森林之中，在 长期狩猎、采集等生产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产生了许多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创作。在鄂伦春族作家笔下，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对传 统狩猎文化的无限眷恋、对森林生态命运的担忧，还有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忧思。达斡尔族卷副主编吴刚也谈到，达斡尔族作家汉文创作虽不足百家，但文学体裁丰富 多样，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评论等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尤以小说创作成绩最大。达斡尔族虽没有文字，但一直想尽办法保护着自 己的文化。他们用达斡尔拼音文字创作乌钦，有的作家还用蒙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创作文学作品。

　　不过，其中也存在着向族群共同体文化退缩的危机，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需要主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在关注本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同时，也努力 在继承中有扬弃和超越，在一己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中把握时代脉搏，脚踏草原大地，瞻望前行之路，毕竟每个人都与民族命运相连，那些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 各民族同胞其实都在经历相似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