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籍善本集《天禄琳琅》沉浮录：首编遭焚毁

　　前段时间，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和延禧宫展出的《石渠宝笈》特展，赚足了观众的眼球。特展分为两期，展出了以《清明上河图》和《兰亭集序》为代表 的历代书画精品。除了欣赏精美的书画精品，人们对“石渠宝笈”这个名字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它是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著录了清廷内府的历 代书画藏品。

　　殊不知，乾隆皇帝在编纂《石渠宝笈》的同时，还编纂了另外一套大型的著录文献：《天禄琳琅》。只不过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石渠宝笈》关注宫廷 收藏的历代书画作品，而《天禄琳琅》则专注于宫廷所藏的古籍善本或孤本。收入《天禄琳琅》中的古籍善本同样以珍贵而著称于世。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天禄琳 琅》经历了哪些？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它的沧桑往事。

　　>>>34-35版《天禄琳琅》：《石渠宝笈》的“姊妹篇”杨征

　　乾隆皇帝在书画鉴赏和收藏上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登上皇位后没多久，就开始整理宫内收藏的历代书画作品和古籍善本。其中，书画作品在进行编目之后，被赐名为“石渠宝笈”；古籍善本在整理编目后同样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天禄琳琅”。

　　“石渠”和“天禄”这两个名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都来源于西汉的两座阁楼：石渠阁和天禄阁。西汉时期，这两座阁楼用于保留秦朝的各种文献资 料。从一开始，石渠阁和天禄阁就像一对“姊妹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一千多年后，以这对“姊妹花”为名的《石渠宝笈》和《天禄琳琅》两套 著录文献，再次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同样的，在不可预知的岁月变迁中，它们也经历了极为类似的命运。

　　西汉建石渠阁和天禄阁存放秦朝文献

　　公元前206年，平民出身的刘邦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包围了秦都咸阳，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刘邦大军得以入城。咸阳的繁华让将士们感到异常亢奋，刘邦 也不例外。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后，将士们都觉得可以好好休整一下，并在繁华的咸阳城里享受一番了。而这时有一个人保持了冷静，他就是萧何。他向刘邦 建言献策，劝刘邦一定要借鉴先秦灭亡的教训，决不能贪图富贵的诱惑而开始纵情娱乐。

　　刘邦听从了他的建议，用“约法三章”来约束手下军队，在咸阳城中保持了良好的军纪。而此时萧何又开始处理另外一件事儿：将咸阳御史府中所藏的各 种图书文献资料全部予以封存，并随着部队的撤离将这些资料全部带走。这一做法使得珍贵的资料逃过了项羽火烧咸阳宫的劫难，并为刘邦打下天下提供了非常重要 的参考。

　　后来的楚汉之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刘邦也成为新建立的汉朝的统治者。刘邦选择在咸阳故城南面建都，并由萧何主持修建了新首都长安城内的皇 宫，萧何特意在皇宫的北部修建了两座相邻的楼阁，即石渠阁和天禄阁。前者是因为楼阁下有引水石渠经过而得名，而后者的名称“天禄”，则来源于我国古代神话 中和麒麟、辟邪齐名的瑞兽。萧何将保留下来的秦朝各种文献资料贮藏在石渠阁和天禄阁，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就这样诞生了。

　　两座楼阁在建成后除了用于贮藏书籍档案以外，还发挥过其他的作用。其中石渠阁还起到了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在这里曾经举办过几 次高水准的学术交流会。历史上对于儒学的深入探讨——石渠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而天禄阁则是专门负责图书校勘和编纂的地方，西汉著名的文学家、目录 学家刘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这里主持图书的校勘工作，以至于后人还曾经在天禄阁遗址上修建过一座专门纪念刘向的祠堂。

　　随着西汉的灭亡，石渠阁和天禄阁以及这里贮藏的众多书籍文献，在更始军焚毁未央宫的大火中焚烧殆尽。

　　首编遭大火焚毁 乾隆再次续编

　　清朝乾隆皇帝是一位雅好书画作品鉴赏和收藏的帝王。他登基之后便开始着手整理宫内收藏的书画古籍。其中，书画作品在进行编目之后，被赐名为“石渠宝笈”。而和这项工作几乎同时开展的，还有一项孤本善本的整理工作，“天禄琳琅”正是乾隆皇帝为这项工作所特赐的名称。

　　“天禄琳琅”这个名字来源于悬挂在乾清宫东侧附属建筑昭仁殿内的匾额。自乾隆九年(1744年)开始，乾隆皇帝就下令将宫内所藏的一些善本书籍 进呈御览，观赏之后他就命人将书籍收藏在昭仁殿的书橱里，并题写了 “天禄琳琅”这块匾额。这座规模不大的小殿宇在康熙年间曾经做过皇帝“日夕寝兴之温 室”，康熙皇帝曾有“雕梁双凤舞，画栋六龙飞”诗句来描述这座宫殿建筑的华丽。雍正皇帝即位后将寝宫移至养心殿，这里便不再作为寝宫使用。因此乾隆皇帝将 这里改建为藏书馆。经过三十余年的陆续增添，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这里的藏书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于是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大学士于敏忠等主持 编纂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这其中包括上自宋代下至明代的古籍善本共429部，可谓是古籍善本的集大成者。

　　这其中部分书籍装帧十分精美，如宋版的《汉书》在被重新装帧之后，卷首是乾隆皇帝的画像一幅，并且在画像上加盖“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 印章，在画像左侧再加盖“德日新”和“执两用中”印章。翻过这一页是乾隆皇帝御题的对这本书的评价，他说道：“宫廷藏的旧版刻书非常多，而《汉书》和《后 汉书》从刻板到纸墨的使用都可以算是宋版书籍的最上品。通过看前人跋语，我知道这本书最早是赵孟頫的私藏，后来辗转先后到了王世贞、钱谦益的手中。这二位 都是擅长鉴赏的名家，并对这部书都爱惜有加，甚至把它们比作国宝，这真不是空穴来风的啊！如今我每次翻阅此书，都能感到墨香犹存，依我看这古往今来，凡是 类似这种难得的宝物，一定都是有神灵在护持啊！”(内府藏旧刻书甚夥，而前后汉书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览前人跋语，知旧为吴兴赵孟頫家物， 辗转流传，一归之王世贞，再归之钱谦益。王钱二辈，皆精于赏鉴，而爱惜珍贵，至比之宝玉大弓，良非虚语。每一翻阅，楮墨尤香，古今至宝，真有神物护持 耶。)在御题评语这一页，乾隆皇帝还加盖了自己的“乾隆宸翰”、“几暇临池”和“稽古右文”三方御用印章。第三页则是乾隆皇帝专门为这本书题写的诗句，并 加盖他自己的“几暇怡情”和“得佳趣”两方御用印章。可以说翻阅这本书，在鉴赏善本的同时，也能欣赏乾隆皇帝的御用私章。

　　其余若干部书籍的装帧方式也和这部《汉书》类似，但根据珍藏级别的不同，有些书并没有乾隆皇帝的画像、书籍评价和御题诗句(含有御题评价或诗句的宋金元明旧版书共三十八部)。但“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的印章，是所有书籍共同拥有的符号。

　　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发生火灾，殃及东侧的昭仁殿，而贮藏在这里的所有天禄琳琅辑录的古籍，也在这场大火中悉数被毁。这令当时已经 87岁高龄的乾隆皇帝非常痛心，于是他下旨重修昭仁殿，并命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彭元瑞重新辑录宫中所藏善本编写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这套后 编的规模远超过了前编，共辑录有宋金元明版图书660余部。

　　后编的图书在印章的使用方面有自己的定制：每一册书籍的首末页分别加盖“乾隆御览之宝”印章，首末页文字框外则分别加盖“天禄继鉴”和“天禄琳 琅”印章。前后副页上则是乾隆皇帝的“五福五代堂宝”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以及“八徵耄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印玺。

　　从一些私人笔记中我们得知，在嘉庆三年(1798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编辑工作完成之后，继任的嘉庆皇帝接着进行珍本的整理和收藏工作， 他同时开启了《天禄琳琅书目三编》的工程，这项工程直到道光年间才最终完成，但最后的成书只刊印了专门给皇帝御览的“进呈本”，并没有大规模刊印，所以并 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

　　从笔记中我们还得知在光绪年间，由帝师翁同龢亲自主持了宫内善本古籍的又一次整理工作，这次整理再次发现了一些之前所有编目中没有涉及的古籍善 本，于是宫廷又开始准备着手整理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四编》，也称为《天禄琳琅书目补编》，但终因甲午战争的爆发，这项工程最终没有开展。

　　多部古籍善本毁于战火

　　1912年民国成立，从此紫禁城被一分为二，外朝部分归属于中华民国，溥仪和他的小朝廷则被允许居住在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内廷部分，并享受《清室 优待条件》中的待遇。按照这份文件规定，紫禁城中的国宝都属于清帝的私有财产，于是末代皇帝溥仪就开始钻这个空子，打着“赏赐”的旗号，将《天禄琳琅》和 《石渠宝笈》分别收录的古籍善本和名贵字画交由在宫中任伴读的溥杰和溥佳(溥仪堂弟)偷运出宫，藏于后海的醇亲王府中。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 出紫禁城，之后移居到天津居住，而这些珍宝也被分装了七八十个大箱子，并由溥佳打通各个关口，从北京运送到了天津溥仪的住处。

　　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驻紫禁城，开始对紫禁城中的文物进行清点。1925年3月，在对相关文物经过详细的登记造册之后，发现《天禄琳琅 书目后编》中收录的古籍善本仅剩余313部，连原有规模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元老勋臣以“借用”的名义从宫中索取字画书籍的“借条”，这造 成了大量文物流失到紫禁城外，足见溥仪小朝廷管理的混乱。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有一部分被溥杰和溥佳偷运出宫的名贵书画和善本，被直接变卖掉，流失到民 间，不知去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溥仪秘密前往东北三省，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34年，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以及溥仪的老师罗振玉的安 排下，他们将溥仪存放在天津的宝物运抵长春，并储藏在伪满皇宫一座被称为“小白楼”的建筑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满皇宫无人看守，在长达4个月 的时间里，长春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很多当地居民直接冲进伪皇宫哄抢，盗走了部分珍贵的文物。1946年1月，国民党在长春的专员张嘉璈，命令接收人 员从残存的小白楼藏品中“精中选精”，选出有“天禄琳琅”印玺的书籍13箱，共计92部，1449册运到沈阳故宫存放。

　　但毕竟整个挑选过程过于粗略，而且参与人员非常不专业，只是“寻章”办事儿，因此就造成了对于天禄琳琅书籍整理的遗漏。他们挑选出的13箱“精 选书籍”被运送至沈阳后，剩下的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当时的长春市市政府保管。那13箱“精选书籍”在沈阳存放不久后，即被送还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换回之前 沈阳故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宋、明丝绣。存放在长春市市政府的那批书籍，被后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长春时发现。这些书籍被运送到哈尔滨，交由东北 图书馆筹备处(今辽宁省图书馆前身)管理。而这批藏品也随着辽宁省图书馆的搬迁最终落户沈阳，成为辽宁省图书馆重要的馆藏文献之一。

　　当年，这批古籍在从长春迁移到沈阳的过程中，有些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很多珍贵的善本都成了残本。更为遗憾的是，被张元济先生苦心从民间收集 来并储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两部古籍，即宋版的《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和明版的《鹤林玉露》，都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寇的炮火中。

　　存留于紫禁城中的另外三百多部古籍也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踏上了“流亡”的道路：由于日寇逼近华北，这些古籍也随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历尽 了周折。可以说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这批天禄琳琅古籍最后被运送到台湾，成为后来兴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重要的收藏品。f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种种经历既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动荡和屈辱，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从乱世时古籍善本 的离散，到最近海峡两岸共同努力搜集和保存古籍善本，这一切都体现了华夏儿女对于自己文化遗产的珍视。当然我们也希望终有一日，《天禄琳琅》系列能够珠联 璧合，重新以一个整体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