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来不及悲伤 ——缅怀几位编辑同行

　　这一段，几位编辑同行纷纷离世，让我唏嘘不已。诚然，人固有一死，不论是谁，最终都会朝着一个方向去。可作为生者，每当想起朋友的音容笑貌，心里更多的还是无尽的悲伤与怀念。

　　我 简单地开一个名单，近几年，以致前几天刚刚去世的李凤祥、熊元义，大致有章仲锷、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刘茵、何西来等诸君。这些人，在生前都跟我有着 比较多的交往，除熊元义长我几岁，以兄弟相称，可以说，其他人是看着我在文坛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我的帮助与教诲，有文字方面的，也有德行方面的。

　　李 凤祥，笔名凤翔，是《北京晚报》的原副总编辑，曾执掌《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二三十年，培养扶持了大批的北京作家。尤其是其中的重要栏目“一分钟小说”， 在全国微型小说阵地中独树一帜。我跟李老师结识于二十年前，那时我的第一本书散文诗集《太阳真好》刚出版，我把王宗仁老师给我写的序言《红孩，你长大了》 送到李老师那里，他看后当即就说，没问题，下周见报。果然，一周后，王老师的序言按时发表，很多人纷纷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一九九五年，我为北京通州的九 洲床具公司写了本报告文学，特别请通州籍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作序。刘先生当时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但他乡情很重，一听说我写的是通州的事，他还是给写出了 两千字的序言《床与人》。在文中，刘先生除了对我作品的肯定，更多的是对通州的企业家们提出了殷殷期望，让人们不要骄傲，要经常揽镜自照。二十多年来，我 时刻不敢忘记先生的教诲。当然，这个序照例由凤翔老师安排在《北京晚报》发表了。

　　大约到了二○○○年末，凤翔老 师到了退休年龄，离开了《北京晚报》。他在闲暇之时，经常写写散文、随笔，主要记录的是跟京城文艺界一些朋友的交往。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借三年自 然灾害饿死人攻击作家浩然，还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告诉他，那是极个别的思想激进者利用浩然在炒作，不必理他。然而，在我写过一篇《遭遇盲流》给予回应后， 凤翔老师还是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的不平。我知道，凤翔老师对浩然、刘绍棠、管桦、从维熙那一代作家太有感情了，他怎么能允许别人随意攻击诽谤呢！本来， 凤翔老师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一天到晚跟笑佛似的，人们几乎很少看他发过脾气。通过这次为浩然鸣不平，使我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凤翔老师离开晚报 后，新换的几任负责人由于编辑思路发生大的改变，北京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就不再给晚报写文章了。华君武先生甚至公开发表文章，对晚报的改版提出批评。想必 凤翔老师看后会是很尴尬的。

　　我写诗不多，但跟诗歌界来往很多。中国文坛说白了就是个江湖，诗歌圈也是个挺大的江 湖，有的以职务、报刊自居，也有的以流派、地域自居，甚至有的干脆以自己的自恋而自傲。江湖山头固然众多，中国诗歌学会显然是个大码头。然而，这几年中国 诗歌学会连续损失了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和张同吾几员主将，大伤元气，一时间弄得人们有些慌张，如果用谈诗歌学会色变来形容，恐怕一点儿也不过分。关于 诗歌学会内部的事情，我不想说。我只说，走了的这几位跟我都有一定的交往。我们经常一起开会，到各地采风，喝酒、聊天、讲笑话，彼此都有深刻的记忆。二 ○○三年，我曾到鲁迅文学院第二期高级研讨班学习半年，当时雷抒雁是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这样，我们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名分。其实，我跟雷老师一九 八八年就认识，那时我尚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工人日报》组织一个文学征文活动，协办方是云南农垦局的一个农场。因此，报社提出颁奖后 最好能组织评委和获奖作者到北京农垦系统参观一下。由于我是获奖作者之一，这任务自然就放在我身上。农场的领导对这项活动很支持，从而使我有机会一次结识 一大批作家，主要有柳萌、李炳银、胡健等十几人，其中自然有因写出《小草在歌唱》而闻名于文坛的著名诗人雷抒雁。

　　张 同吾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前，曾在北京通州师范学校当语文老师。我所在的农场五十年代前一直隶属通州，我父母两家的亲属也大都在通州，更何况 二○○○年到二○○八年，我在那里居住了八年。因此，从地域上说，我跟张同吾有一种乡情关系。有一次，张同吾告诉我，他在通州的格兰晴天也买了一套房。我 听后，兴奋地对他说，我通州的家就在格兰晴天旁边的梨花园。我还告诉他，他虽然离开通州三十多年了，但他当年播下的文学种子今天依然有着广泛影响。如他的 学生胡少先、张果珍等人，每次跟我见面时经常会提到他们的张老师。虽然离开通州的张同吾名声越来越大，但当地的主流文学圈子却淡化他边缘他，为此他很不 爽。在这一点上，我对通州人的心胸很是看不起，尽管那里的文友对我很好。

　　在中国诗歌学会，李小雨和张同吾是黄金 搭档。李小雨是著名诗人李瑛的女儿，我跟这对父女诗人有着二十多年的交往。李瑛先生诗名早，影响大，至今笔耕不辍。有几次，老人家出了新诗集，他已近八十 岁高龄还骑自行车到报社给我送书。以他的级别，本来是可以坐专用军车或派公勤人员来的。小雨的职业身份是《诗刊》的编辑、主编，她在《诗刊》的几十年，不 知经手发表了多少作品、发现扶持了多少诗人？小雨给我的印象是做事认真，坚持自我。我们共同担任过几个文学赛事的评委，包括一起出席文学研讨会，每次发 言，小雨都是精心做准备。她常背一个布袋子，里边放着许多稿子。发言时，她会拿着作品一件一件地说，好就是好，孬就是孬，不会像某些老江湖那样说些大而全 而空的话。石英先生曾对我说，听小雨发言，是一种享受。与小雨认识多年，我没让她发过一首诗。她倒是为我主持的报纸副刊多次赐稿，多数是为青年诗人写的评 论。

　　熊元义本来在《中国文化报》工作，一九九五年调到《文艺报》。我认识他时，我们都在三十上下，他那时跟我交 流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他一生所执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二是他的恋爱、婚姻问题。在他结婚前，有两三年吧，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看 上了哪个女孩，进展到什么程度。本来，我正为他高兴时，想不到几天后，他又笑着告诉我，又没戏了。我也曾经为他介绍过女朋友，但只见过一两面就黄了。也许 是机缘不到吧。等六年前，元义真的结了婚，他就不再跟我打电话谈婚姻的事了。但当听他一口一句“我爱人如何”的温馨语句时，我意识到，元义终于有了自己的 幸福了。去年，他以小女儿的生活素材写了一篇散文给我，大意是告诫孩子不要因为生活在北京，是城里人，就看不起远在湖北乡下的亲人。其用心之良苦之真切， 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心动。二○○一年，应花山文艺出版社之约，由我出面策划，请王蒙先生主编了一套“中国文化记者文化随笔丛书”，元义听说后主动找我，希望 能加盟。当时，元义正在为自己写的《假如喜儿嫁给黄世仁会怎样》受到争鸣而兴奋。我问元义他的书名是什么？元义说叫《拒绝妥协》如何，我说太好了，就这么 定了。半年后，丛书如期出版，在文化记者坊间影响很大，当然，也因此遭到个别同行的嫉妒。元义的马列文论研究坚持多年，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体系，只可 惜，他人微言轻，最终没有被高层和文学批评主流充分接纳。应该说，元义这些年在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是下了苦功夫的，他所面临的苦衷也是最多的。我不能说他 的英年早逝与此有直接关系，但至少人在顺利时免疫力会大大提高的。

　　章仲锷、刘茵、何西来是我的编辑前辈，他们很 资深。我与他们这几年的交往，主要缘于环境文学和野生动物保护活动。九十年代，由王蒙、曲格平、黄宗英、赵大年、舒乙、周明、张抗抗、徐刚、高桦等人士发 起，成立了环境文学研究会，由此开始了环境文学的创作热潮。我是最近十年参与其中的，也因此认识了许多的作家朋友。章仲锷是高桦的先生，曾任《中国作家》 常务副主编。章先生最早参与《十月》创刊，后调到《当代》，是新时期中国文学辉煌的见证者。我认识的很多重要作家，他们有影响的大作都是经章先生组稿责编 终审。章先生退休后，甘愿在高桦的身后做环境文学的推动者。刘茵与何西来、雷抒雁都是陕西人，因我爱人也是陕西人，周明便把我也算作他们的乡党。陕西作 家、评论家在京城是一道风景，阵容整齐、团结、影响大。刘茵曾任《当代》编委，后任《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她对文坛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 报告文学。这几年，她十分关心我的创作，她多次对我说，你的作品视角很独特，但口气很大，能否收敛点。我明白她的意思，也知道她的好心，可我不怕得罪人， 我仍然坚持我的文风。她走后，想到她的提醒，我觉得很温暖。何西来是文学评论家，曾任《文学评论》主编。他的整体理论体系我说不好，以我多次的接触，听他 发言，知道他的评论是主旋律的，是充满正气的。何先生长得高高大大、方方正正，说话宛如黄钟大吕，秦人都喜欢称他兵马俑。何先生作文踏实，每次见面，他都 抱着古书读，还边读边记笔记。他的大会发言像演讲，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掷地有声，用周明的话说，研讨会有西来在，你就会觉得有底。对此我非常认同。这几 年，陕西的几位文友相继去世，周明很痛心，他多次叮咛我，你还年轻，要把陕西年轻的作家、评论家组织起来，不然我们回西安人显得太冷清。

　　周 明的话让我感到很凄凉。他毕竟是八十岁的人了，以他在中国文坛的独特经历，他是多么想看到新老朋友们昔日聚在一起欢快热闹的景象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多好的愿望也会因朋友的离去而成为悲伤。这悲伤往往是你不曾预料的，也是你永远来不及的。亲爱的人啊，好好地珍惜自己，热爱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