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最佳欧洲小说Ⅱ》：欧洲小说与欧洲日常生活的关系

　　小说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十分复杂，多数作者都会在小说里镶嵌进自己的行走或饮食感受。所以，阅读小说，基本上也阅读了写作者个体的日常生活。

　　在《最佳欧洲小说II》里，作者年龄普遍年轻，阅读他们的作品，几乎像在看欧洲现代生活的纪录片，那些贴近欧洲当下生活的细节通过小说情节铺展开来。通过《最佳欧洲小说II》，我们进入欧洲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旅行，有着别致的风情。

　　欧洲最佳小说的作者里，关注城市现代疾病的人果然有不少，看看标题就知道：《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逻辑癖互诫协会》《失语症》。

　　“逻辑癖”是一个夸张的指代，小说主人公是一个逻辑癖患者：“我上床睡觉前将我的衣裤一一摆放到我的座椅上去的严格次序，每天早晨我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去的精确量，同样地我是如此精确地把厕纸折成特定形状来擦屁股……”这些因为过于闲适而将强迫症和热爱生活搅拌在一起的现代病人，并不独独在欧洲产生。但是，欧洲的小说家们捕捉到了这一点，将他们复制到小说里，具有了普世的指向和比喻。

　　《逻辑癖互诫协会》的作者阿明·库玛吉是爱沙尼亚人，生于1969年。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企业家，也热爱写小说和拍电影，经济上高度独立的他还赞助过爱沙尼亚不少电影项目。他的日常生活在小说里定然得到淋漓的展示，不知他本人是否真有逻辑癖，但是他的这篇黑色幽默小说，已将爱沙尼亚一个小角落的生活展示给我们。

　　用小说提供了法国生活记录的小说家是玛丽·达里厄塞克，同样出生于1969年，有出色的语言能力。27岁时，她的《母猪女郎》已经轰动全世界。而短篇小说《乘龙快婿于尔根》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价值。小说几乎是一台舞台剧，作者叙述了一个女摄影家和寡妇母亲的生活切片。

　　玛丽·达里厄塞克这样将小说的主人公推到镜头前：“我是摄影师，从拍时装照片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后来则更多地转向肖像摄影。我喜欢拍怀孕的妇女、水果、动物和山洞。不消说，这很让人愉快；同时，我想抓住隐藏在事物下面的东西。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或许是它们的某些无常的东西。”

　　小说讲述寡居的母亲养的猫丢了，哭着给女儿打电话。女婿于尔根第一时间体会母亲的心思，和女儿放弃了休假，回到母亲身边安慰她。这种日常的生活细节，放在中国也是极其常见的。在玛丽·达里厄塞克的笔下，母亲找到猫的尸体后，决定将猫葬在动物公墓里，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小说的结尾非常荒诞，但是对于寡居的老太太和摄影家女儿的关系，以及对待动物态度的描写，都透着浓郁的法国文化气息。小说里，各种生活现场都是法国式的，有着浪漫的艺术气质。但是，小说里母亲的孤独却是全人类的孤独。小说家将这种孤独写得深刻又独特。

　　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玛嘉·罗格维克是克罗地亚人，这个报社文化版记者出身的小说家所学的专业是妇女研究，小说也关注女性自身的生活。她的小说《查拉特卡》可以看作是对女同性恋者的一篇细微专题介绍片。

　　小说以第一人称入笔，作者描述出租屋不隔音带来的尴尬反应，在中国许多小说作品中也是必配的桥段。玛嘉·罗格维克这样写她的孤独：“虽然我一个人独住，我却能够感到别人的存在：邻居的每一句争吵，都会从单薄如纸的板壁传进我耳朵；到了夜间他们言归于好，又干上了，我可以从他们闷闷的或刺耳的叫唤里听出谁先乐极。”

　　这篇小说不仅仅写个案的孤独，还写了克罗地亚人的自然生活，主人公和查拉特卡缠绵一个晚上之后，往城市中心走，发现因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点变化了，生活现场也变化了。小说家是这样写克罗地亚城市的细节的：“我没有回自己的公寓，而是穿过铁路，去了市中心。早晨8点钟，城市显得格外陌生，陌生得几乎会迷路。我都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起得这么早。一切是那么有趣：十几岁的孩子背着画满涂鸦的背包，圆鼓鼓的冬衣，奔跑着赶电车，下眼皮布满黑圈的男女大步跨向自动扶梯，无精打采的眼睛盯着胖报贩子手里挥动叫卖的报纸不放。再远一些，退休的人们提着帆布包从拥挤的电车里下来。到处飘着咖啡的香气。”在这些小说的细节里，依稀可见城市文明对个体的尊重以及个性生活在城市中的舒展。

　　在《最佳欧洲小说II》这套书里，不论是热衷于讨论生命哲学的作家，还是用现代视角书写城市生活片段的作家，都在日常生活里展开对人性的反思。他们用近乎摄像的方式记录最平和的场景，当我们由此向城市生活纵深处行走时会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发现了美与丑、自由与约束、反抗与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