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世界视野与中国梦——中国文学博鳌论坛2015侧记

　　11月，北中国已经寒风呼啸，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但在海南博鳌却仿如盛夏。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作家、评论家在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相聚，围绕“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展开了丰富热烈的讨论。

　　何为中国，何以中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如何立足本土，认识中国和表达中国？孟繁华谈到“世界视野与经典化问题”，认为现在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已不能仅在中国 的文学传统中完成。“鲁郭茅巴老曹”等现当代文学经典是中国研究者奠定的，但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来，借鉴国外汉学研究，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 得到重新认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引起更多关注，翻译家和汉学家等国际团队也更多地介入了中国文学的批评与经典化过程，我们应在 新的国际语境中重新发掘与认识中国经验。

　　邓一光从马云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感慨世界变化之快，而这对于作家认识和表达中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他以自己居住的深圳为例，谈到居住地对写作 者的意义。深圳最初只有20万原住民，不到40年成为一个2000万人的大城市，其中有5万人长期写作，有3000位诗人。深圳有其特殊性，但只是中国的 一个缩影，置身于其中写作，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需要重新思考个人经验与中国经验。

　　东西谈到，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变化，中国几十年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变化，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座富矿，但现在不少人是在富 矿上进行贫瘠的写作，只相信技巧拯救文学，而对现实则保持沉默。我们需要直面现实的写作，需要像托尔斯泰、福楼拜、海明威那样，在新闻背后挖掘素材。

　　张未民在发言中结合“风雅颂”的中国文学传统，谈到“共同体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认为我们在今天应该继承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张楚关注的问 题是，在把中国故事讲好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身边最普通的人是真实的，如何艺术地、技术地去表达，不能满足于生活的表现， 而应该激发独特审美活力，继承和扬弃本土文学传统。

　　刘川鄂谈到，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缺乏对当下表达的整体性探究，缺乏更大的人文视野。现代作家从鲁迅到穆旦，底蕴深厚，有整体性精神与审美建构。当代作家仅有个人经验是不够的，要在更高的向度上理解文学。伟大的中国文学，需要突破文学的藩篱。

　　邵燕君结合电视剧《琅琊榜》的讨论，检视网络文学进入主流文学的路径。她认为这是网络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一次逆袭，是一场静悄悄的性别革命，其中蕴含着中国古典美学在网络时代的重生等问题。

　　蒋子丹结合自己的创作与经历，从中医文化谈起。她谈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与中医相似，《红楼梦》与《黄帝内经》相似，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系统，但得不到普遍的承认，在新的语境中，我们应该探索一条新的路径，融合创新。

　　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南帆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 说起，认为大可不必，世界不是俱乐部，不用凭票入场，也没有人为边界，没有固定人员名单，但每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影响不同，有的音量大，有的音量小，深入对 话才能消除隔阂，中国文学保持自己的主体性，需要关注中国经验，给予符合文学规律的表现。“中国经验正在向作家的想象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面临的各种迫切 问题不知不觉地启动了作家的思想，同时，各个类型的艺术形式体系积累前所未有的丰富。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时，问题的焦点逐渐转向了作 家：是否接受挑战？如何接受挑战？作家必须有勇气面对这种追问。只有当创新精神成为明显特征时，一个民族的文学才能真正抵达世界的前沿。对于中国文学说 来，那时才有可能转换话题的方向——那时的话题可能是，世界如何走向中国文学？”

　　何向阳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的丰富性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丰富的中国经验不仅要求当代作家作出判断并通过 艺术的形式加以艺术的呈现，同是也急需当代评论家作出深入的思考和梳理总结加以学术的表达。评论家已不可能只是满足于书斋得来的知识，他必须像作家一样， 对时代生活感兴趣，而且将他的表达和时代生活联系紧密，深入到时代变化的深层，才能了解作家的艺术所思，才能把握住丰富经验下中国文化中的审美变化。只有 评论家的触角是开放的、多维的，才可能写出这个时代的高质量的文学评论。所以做一个敏锐的评论家，而不是一个不闻窗外事的自闭的评论家，在这个时代尤为重 要。

　　刘复生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美学规范在当时虽具解放性的力量，但在今天却丧失了反思的能力，越来越成为保守性的力量，难以产生伟大的 中国作品。他认为并不存在普适性可通约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国家间文化斗争的场域，中国文学在追求独特性的同时，也应该追求普遍性的价值，当前这个 崛起的时代，正是中国作家最好的机遇，但中国作家需要在审美无意识深处对文学的观念进行调整与反思。

　　欧阳江河谈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既是“怎么写”的问题，又是“怎么活”的问题，怎么写与怎么活交织在一起，作家与诗人只有从生命的处境出发，才能追问“在我身上，中国是谁”，才能突破国外诗人的影响，作出原创性的探索。

　　李少君从中国文学的传统谈到“诗歌是一种情学”。他结合李泽厚的论述和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谈到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诗歌的传统，在新时代将“情学”的传统与现代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起来。

　　周大新谈到爱意对文学与社会的重要性，爱意不足则社会冷漠。作家应该有所作为，通过作品唤醒非本能的爱意。中国文学史上，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等著名诗句，对敬老孝亲的传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的文学要呼唤爱意，需要反复进行，唤醒爱意的复苏。

　　谢有顺谈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虑在于从“天下文学”到“世界文学”一个分支的转换。他谈到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有时空转换，如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一诗。他认为中国虽然没有自己的宗教，但信仰山水自然与历史，这是中国式的信仰。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文学创作如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如何回应和激活传统资源？彭程认为，要有效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首先需要准确认识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 心内涵。讴歌真善美，斥责假恶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同样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最为坚实的构成。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关 涉到民族精神、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发扬光大，应当成为多样化的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就要求作家对在本土文化土壤中生长发育的美学精神要有深 入的了解，对其珍贵的价值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尊重，对其生命力的不竭涌流抱有充足的信心。

　　吴俊谈到，传统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又是一个历史与现实问题，我们要关注传统的形成与内部结构，以及在当今的状态。中国文化由先秦创制，汉 唐成熟，明清社会化，晚清以后全球化。从西北到东南，从上层到底层，从中国到全球，多元融合，自我更新。传统的“和”既是文学传统与政治政统之“和”，又 是精英与底层之“和”，还是中外交流之“和”。在“一带一路”的新视野下，我们应重视文学的语际传播。

　　阿乙谈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文学，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代价也极为惨重，斩断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只知有西方文学，不知有中国文学。今天我们作为中国文学的“接班人”，很多人却对中国文化无知，我们需要开掘古代的宝藏，重新学习中文之美。

　　祝勇结合自己在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工作谈到，面对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说什么、怎么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与之平等地对话。但是想到传统中 那些伟大人物面对的尴尬与痛苦，与我们今天相似，便找到了一条接近他们的路径。他还结合苏东坡的生命困局，谈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梁鸿阐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她从电影《刺客聂隐娘》对唐代的想象，谈及古代经典对今天的影响，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转化、激活丰富的古典 资源。张莉从海外汉学家谈到重新发现中国及其背后的立场问题，她认为中国学者应该从切肤的经验探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不能盲目跟随汉学家，我们要回到文 学史的传统，寻找主体性。

　　刘大先也谈到传统与主体性。中国文化“苟日新，日日新”，以复古求更新，而近代以来文学的现代化，“只有模仿怪物，才能战胜怪物”，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去政治化”，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政治化，重新发现文学想象世界的可能性信息。

　　周晓枫谈到，想象传统文学的方式也需要反思，真正的自信来自人生的历练与“兼容并蓄”。她谈到，翻译文学对她构成了故乡，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经书”，她说现在无法成为有家国情怀的传统中国人，但需要从盲区里寻找突破口。

　　文学追寻中国梦

　　文学在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建设中有何作用，中国文学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精神引领和精神支撑作用？

　　梁鸿鹰谈到，弘扬中国精神说到底是要凸现中国气质、中国价值，让诸如“乡愁”、“思无邪”、“各美其美”等凝聚于民族血脉之中的具体可感的文化 品格得到传承光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对中国梦的表达和中国精神的张扬，只有深入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才能做到，只有尊重文学规律才能获得生 命，需要作家具体而微的努力，需要立足现实融汇传统的再造。

　　刘琼更看重写作的长远意义，认为作家需要发现、认识、反思的能力，相比技巧，文学的独创性更加重要。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让文学平庸化，写作本身的价值在流失，我们需要重建文学的神圣性。

　　王光东论述了民间文学传统与当前文学的关系，认为我们今天应该重视民间文学传统。因为民间文学传统是新文学的重要资源，其中饱含着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想象力最好的文学在民间。

　　龙仁青谈到，民族文化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因素。他认为，游牧文明同样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今天应该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构建“中国的游牧文化”，让民族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鲁敏谈到了“70后”作家写作城市文学的尝试。她说，我们这一代的成长，与中国乡村、城市的变化密切相关，城市写作顺理成章，但留有乡村的胎 记，尚未突进城市写作的核心。其他国家的“70后”作家对城市很熟悉，有很自然的“乡愁”，“这是我们的缺陷，这也是我们的独特性”。

　　孔见谈到，当代文学生产的数量很大，但对社会的整体变迁，作家提炼得不够，这有三个原因：精神层面，对人性的关怀欠缺，烟火气太重，缺少高贵的东西；无病呻吟，缺少文学的深度，很多人拥有的是庸俗的梦；与传统没有接上血脉，塑造人物，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

　　李春雷阐述了中国纪实文学的困局与出路。他认为纪实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但现状并不乐观，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一些作家丢掉了理想，阅历与 修养跟不上，缺少挖掘与沉淀。纪实文学作家要有良知，要将艺术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要触及真正的问题，对于中国要有一种“建设性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