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加拿大华人历史：华裔小说中的历史性和文学想象

　　在以加拿大华裔家族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李群英的《残月楼》、崔维新的《玉牡丹》和张翎的《金山》 因其艺术独创性和强烈的族裔意识在华裔文学中卓然而立。三位作家通过描述加拿大华裔的历史，逐层揭露被遮掩着的历史真实以及华裔家族史的秘密，复原之前被 弯曲了的加拿大华裔历史，因此在形成加拿大华裔群体意识和文化身份体认的进程中确立了他们的位置。

　　三部小说的作者分别以各自对历史的洞察力和诗意的创造力图绘了文化的多元景观，《残月楼》把作者对性别、阶级和种族的认知编织进错综复杂的家庭 秘密之中；《玉牡丹》以三位天真无邪的兄弟姐妹的童年叙述折射历史，表现唐人街的华人社区；《金山》则用方家五代的家族史绘制太平洋两边的编年史，并以此 来框架构制她的长篇小说。

　　虽然三部小说在语言、人物性格塑造以及风格上完全不同，但都涉及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这一历史事件。

　　《残月楼》采用的是间接描写的手法，楔子和尾声刻画受中华会馆派遣专程收集华工尸骨的黄贵昌，叙述他搜骨的历险和个人经历。搜骨本身是对为修建 铁路而失去生命的华工和他们灵魂悲凉的祭奠。收集华工尸骨的母题同样反映在崔维新的《玉牡丹》里，它从小女孩的视角描写了唐人街单身汉、当年参与建铁路的 华工黄金年，以及小女孩和他之间发展起来的忘年之交。因为脸上与生俱来的胎记，老单身汉在小女孩的眼里和丰富的想象中变成了传说中的孙悟空。小说中，他的 象征意义更大于现实意义。在参与运送2000磅华工尸骨回中国这一体现强烈民族意识的事件后，他也就从小说中退场了。《金山》则用大量笔墨生动具体地描述 了某段铁路的建造过程，由此逐步发展小说刚毅执著的男主人公方得法的形象。处在跨国和跨文化的场景中，方得法在小说中成为了文化冲突中的调停者，更是加拿 大和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的见证人。

　　小说《残月楼》的结构非常后现代化，楔子和尾声使用传统的客观叙述方式，中间部分则由黄贵昌的曾孙女凯的主观叙述为主体，同时夹杂进家族其他成 员的叙述，讲述全家三代人的故事。这部分叙事的顺序不断地被时间跳越、过去和现在的穿插往来所打乱。小说框架和主体之间有着因果关系，骚动不安、充满悲剧 性的故事情节正是楔子和尾声中黄贵昌和土著女孩卡萝拉浪漫爱情延续性的后果，是家族中的混血婚姻、背叛、纳妾、乱伦、自杀等一系列压迫性事件的根本起因， 而性别和种族则构成了人物寻求身份的冲突。黄家世代相传的坚固男权文化中心是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的。她们的不幸命运首先是以卡萝拉的被拒绝为起点，然后是 女性为自己的权利进行反抗以及反抗所引起的后果，她们的努力最终打破了社会/家庭规范的界限。最后，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凯挖掘、发现家族史里的隐秘后，决定 冲破社会运作的规范，重建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文化身份，去实现她那未被家族接受的曾祖母卡萝拉为之而死的梦想。小说悲剧性的主体部分颠覆和解构了浪漫 化、诗情化的楔子和尾声，把小说最终转化为后现代主义的反讽。

　　《金山》的叙事模式则是全知全觉、客观的历史叙述。由方家第五代重孙女艾米访问祖辈老家开平为线索，小说描述被太平洋隔开了的方家两个部分的、 与两个国家的近代史紧密相连的家族史。全知全觉的叙述模式强化了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历史在《金山》不是附加在小说之上的背景，而是制约每个人物命运的决定 因素。作家力图囊括重大历史事件，把人物性格、命运的每一个转折点都跟历史事件挂钩，并把一个新的领域引入加拿大华裔文学：早期华工家庭的另一半，在太平 洋另一边的妻子、老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华工家庭这一半的缺席，意味着加拿大华裔历史的不完整。《金山》花费了几乎一半以上的笔墨精心描绘华工另一半的苦苦 留守和无望的等待。尤其回肠荡气的是方得法的妻子、女主人公六指的人物形象，她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作为华工的妻子，六指和其他留守妻子一样一辈子在老 家照顾老幼，她那到“金山”去和丈夫团聚的梦想被加拿大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砸得粉碎，而她生命的终结则因政治的原因作为华工的妻子而悲剧性地结束在土地改 革的运动中。六指的一生镶嵌在中国现代史的大事纪上，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集体记忆。小说由两条并行的叙述结构组成，互相对应补充，从而把一个 家族两个遥远的部分组合在政治和文化的地理图册上，即传统文化意识在精神上连接起被地理空间割裂的家庭物质形式上的两部分，这两个部分都因为“他者”的特 性而深陷于太平洋两边或种族歧视或政治歧视的困境中。

　　相比之下，对历史的叙述并不是小说《玉牡丹》的主要任务，整部小说是通过三对年幼的眼睛折射出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唐人街里华人的日常生 活，充满着诗意和怀旧的情调。他们的叙述反映了华裔后代在文化交错的环境中形成文化混合身份的过程，它们是在华人祖母的言传身教和加拿大白人文化之间的夹 缝里完成的，是在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下和与周围的白人朋友、同学的友谊中发展起来的。孩子们眼里的婆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授者，她不仅要他们牢记中国根，且 指导他们华人的行为方式。而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尤其是学校教育，则强化了他们跨文化的生活阅历，尤其是语言的运用。当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时，人们不自觉地会使 用起这种语言的思维方式，双重身份的意识由此逐渐培养和定形。这是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根在祖籍、却在加拿大建立起新家和新的身份特征的群体。借由少年男女 对家人和邻居的叙述，小说呈现出宛如华人社区风俗画般的艺术形态，而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进一步渲染了家庭和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他们尚未涉世的 眼中，生活的艰难转化成了历险，传统被神话化，社区被理想化。正如评论者Marie Vautier所指出，小说强调“唐人街强烈的社区意识，在那里尽管面临着生存的很多困难，但是社区里的和睦相处到处可见”。

　　《残月楼》充满着激情、渴望和悲剧色彩，镌刻着不谐调的印记，表现女性为了爱和权利而作的挣扎和斗争。《玉牡丹》搀杂回忆和想象，承载着浓郁的 怀旧情绪，调停着小说中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幼年和老年的代沟关系。《金山》则用细节交织历史和文学，为读者提供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有机结合。因了反映 早期华裔移民生活的共同题材，这三部小说对再现加拿大华裔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三位作家各自独特的艺术表现和对历史的阐释，是对加拿大历史的主流文化叙 述的有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