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西安事变》：重大事件的巧妙再现

图为《西安事变》剧照。

　　1936年，国内抗日形势危急。在此艰难之际，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 安事变”。关于这段史实，电影、电视剧、话剧、秦腔等艺术形式都曾有所表现，国家京剧院新创剧目《西安事变》首次以京剧的形式呈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收获 了许多经验。

　　《西安事变》是京剧现代戏在新时期的重要突破，它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显示出京剧本体的艺术特点，特别是重大事件中场景的巧妙表现和精雕细刻，值得总结。

　　京剧现代戏的核心是如何用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其中对传统艺术技巧的传承运用、借鉴创新乃首当其冲的课题。《西安事变》包括“追劝”“谋划” “惊疑”“酒会”“质蒋”“释惑”“放蒋”七场戏，加一序一尾，结构完整、流畅，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宏大叙述中有几处“打背躬”的艺术处理特别有新意。

　　第二场张学良夜访杨公馆，密见杨虎城“谋划”大事。张学良、杨虎城、谢葆贞三个角色对应着台上老生、花脸、旦角三种行当，各怀心事。在蒋介石“开赴‘剿 匪’前线、歼灭红军、决胜陕甘和开赴安徽福建、为中央军‘剿匪’让出地盘”的命令下，张、杨采取兵谏实在是无奈之举。但起初谁也不敢“说破”，于是舞台采 用了京剧常用的“打背躬”方法，让角色背对同台角色、面向观众表述内心感受。“打背躬”的舞台调度在现代戏中的运用较多，以《沙家浜》最为观众熟悉。《沙 家浜》中，无形虚化的心理沟通，通过可观可听的三人轮唱和表演实化在舞台上，其中“智斗”一场堪称样板。《西安事变》中的“谋划”一场，剧作者在张、杨见 面之初就埋下了心照不宣的暗示，所以二人的盘旋是在对国家前途看法一致的前提下的试探，对杨公馆的密见双方期待已久，但是大家均小心翼翼，不敢贸然捅破那 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谢葆贞作为杨虎城夫人，立场与丈夫相同，只是站在“第三方”旁观的角度适当地表达对张、杨安危的牵肠挂肚，唱句少、比重轻，并中途撤 场。她撤场后，三人轮唱的“打背躬”相应地改为二人对唱，也就很自然。“谋划”一场也对“打背躬”这种成熟艺术形式进行了适当的创新：心理较量未必一贯到 底，根据戏剧情境做了减法，将三维角度改成二维角度，三人轮唱改成两人对唱，这种变形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感。与此类似的还有第六场“释疑”，前半场张、 杨、赵四小姐同台，后半场张、杨、周恩来同台，放蒋后张、杨二人前途未卜，“打背躬”也因此弱化为三人轮唱，当面锣、对面鼓地对同一问题清清楚楚地各抒己 见。

　　从艺术形式的运用出发，《西安事变》中“谋划”“释惑”两场戏主要人物不变，情节相关联，围绕“捉蒋”“放蒋”展开。“张杨”、蒋 介石和周恩来作为“西安事变”中最重要的当事三方，人物心理活动更为充沛：民族危机深重，国际形势复杂，各方势力再三权衡，个人命运不可确定，利弊两面反 复思量……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有之，相携相助、互敬互爱有之，疑窦重重、忧思忧虑有之，三人或四人一台戏，可说的、不可说的，个人的、民族的合一，是一场 具有历史深度与情感浓度的好戏。

　　“释惑”结尾的处理也很新颖：尽管给蒋介石戴上了信义的花冠，但“初一十五防不胜防”，张、杨个人生死 未卜，国家民族命运前路微茫。夜已深，钟鼓静，周恩来迈着沉重但依然坚定的步子走向阳台，推开窗，迎接曙光的到来。众人眺望远方，合着忧伤的旋律轻吟着和 缓的曲子。夜幕苍茫，古城宁静表象下似有流星划闪，一种悲怆之情油然而生，整部作品的氛围至此达到高潮。同样一扇窗，《红灯记》中窗前的剪纸红蝴蝶是革命 者沟通的信号，是舞台诗意美的点缀，而《西安事变》中的这扇窗放大了，它象征着历史洪流中自我牺牲的崇高庄严，象征着黑暗即将过去，大地终会迎来朝阳曙 光。

　　在《西安事变》这台演出时长约100分钟的新创现代京剧里，已经有不少主创人员用尽心思雕琢出来的巧妙场景，获得了各方的肯定，希望通过舞台不断实践和继续打磨，使之成为一台血肉丰满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