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谈《白门柳》、余英时、文人画

刘斯奋

　　1944年1月生，祖籍广东省中山市，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一级作家，历任第四、五、六届广东省文联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小说创作、学术研究，以及绘画、书法，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文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山水画作品《万岳朝宗》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主持/采写：舒晋瑜

　　我作为局外人，当时愿意写文章，主要是一方面对于陈寅恪先生被人无端污蔑于身后，感到不平；另外，也是有愤于余英时的文章口气极其傲慢，视国内学人如无物。

　　我十几年间全力以赴写作，和文学圈很少打交道，在文坛中的关系交情都很浅。作品能获奖可以说完全是出于那一届评委们的公心。虽然一度引发质疑，但也由此受到关注。

　　他的名字对文坛而言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

　　十七年前，刘斯奋的《白门柳》脱颖而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鸣惊人，《白门柳》一版再版，并被改编为多种艺术样式。然而在风头正盛之际，刘斯奋却毅然封笔，全面转向书画，并于去年将成果在中国美术馆作阶段性展示，大获好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说：“把几种才华集于一身是一种文人现象，是古老的现象。刘斯奋的出现让我们确信中国文化的精神之脉仍然是活态的。”

　　近日，回顾《白门柳》的获奖、文人画的耕耘，以及他与余英时的论战，刘斯奋向记者娓娓而谈。

　　读书报：您当年与余英时的论战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回顾，您怎么评价当时的论战？

　　刘斯奋：这是学术界的一桩旧公案了。

　　当时余英时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后，一时引起众多议论。我因为主业并非学术，当时又正埋头于《白门柳》的创作，对此可以说是浑然不知。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刘逸生先生把《明报月刊》给我，问我对余英时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才得知此事。

　　我看后认为，余文是以学术研究为包装，达到为国民党的统治张目的目的。本来，余先生自有其政治立场，加以表达是他的自由。但他偏要抬出已故的陈寅恪先生来，对其诗文进行任意曲解，致使陈先生的形象蒙上虚假不实的尘垢。这显然是很不应该的。

　　我父亲便说这是王匡(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从北京带来的，想请他写文章反驳，但他已没有精力写，问我是否愿意写。我觉得反驳并不难，便答应下来。

　　读书报：后来呢？

　　刘斯奋：于是，一商榷，再商榷，总共写了两篇文章，与余英时的五篇文章都在《明报月刊》发表了。结果余先生挂起免战牌，但又宣称他已经取得全面胜利。

　　此后好些年，虽然余先生不断在各种场合提起这件事。但因为一直未见到他对我所提出的商榷论点进行正面回应，所以我也就未加理会。

　　由于我不是学术界中人，尤其没有以陈寅恪先生作为长期研究课题的打算，加上余英时是个名人，我更不想落个借“骂名人出名”的嫌疑，所以就借“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用了“冯衣北”的笔名。又由于我当时只是个无名之辈，文章写成便交给我父亲代转，对于王匡其实是向胡乔木请缨，同时此事还涉及钱锺书先生等情节，我是事后才知道。

　　其实，我作为局外人，当时愿意写文章，主要是一方面对于陈寅恪先生被人无端污蔑于身后，感到不平；另外，也是有愤于余英时的文章口气极其傲慢，视国内学人如无物。

　　不过，使我略感遗憾的是，文章发表之后，始终未见有参与论辩的文章出来。倒是钱锺书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认为“刘文甚好！”

　　还有，1988年，“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我有幸见到季羡林先生。他对我说：“由于年事已高，近年已很少看完一本书，但你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我是看完了的。我同意你的意见。”他还告诉我当年北平学人撤离的一些旧事逸闻。

　　两位前辈当时的表态，至今对我仍旧是有力的鼓励和持久的慰藉。

　　读书报：还记得当年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吗？

　　刘斯奋：第四届评奖因为与上一届隔了八年，压了一千多部作品，竞争非常激烈。历史小说中有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当时的名气都很大。而我的《白门柳》当时只出版了两部，第三部虽然写完却还未出版；加上我并非专业作家，此前也未发表过有影响的作品，在全国的文学圈乃至社会上缺乏知名度。

　　再就是我十几年间全力以赴写作，和文学圈很少打交道，在文坛中的关系交情都很浅。作品能获奖可以说完全是出于那一届评委们的公心。虽然一度引发质疑，但也由此受到关注，越来越多读者表示认可这部作品，后来又入选中国出版集团《20世纪中国文库》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先后一共推出十一个版本。

　　读书报：作为非专业作家，您是如何想到写《白门柳》的？写作时如何应对面临的挑战？

　　刘斯奋：那是1980年，我赴广西出席一个学术会议，途中结识了编辑邢富沅。交谈中他发现我对历史有想法，便建议我写历史小说。当时既未定题材，也没计划写三部，这都是后来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艺术创作这件事，确实不能完全用常情常理测度。

　　现在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规律，研究共性，但是其实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是艺术家的个性，就《白门柳》的写作而言，我的主要感悟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扬长避短。如果写当代题材的小说，我未必写得好。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并不特别复杂曲折，虽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但总体来说并不比其他作家丰富，对群众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也不够熟悉。这无疑是我的短处。

　　我的相对优势在于：由于家学传承，我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特别是在古典诗文方面有过较深的钻研，对于古代文人的生活习惯、喜怒哀乐、价值取向比较熟悉。这样一种“童子功”，使我在接触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史料时，有一种如历其境，如温旧梦，如对故人的感觉。这也许又是我的长处。使我避免像有些缺乏准备的作家，忽然要写历史小说，只好临时抱佛脚地进行恶补，要做很多未必真正有成效的准备。

　　当然，与历史研究家相比，写小说除了对素材的熟练驾驭，还必须有很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过人的想象还原能力，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读书报：《白门柳》后来被改编为多种文艺样式，流传很广。自己回过头来看，您觉得有什么遗憾之处？

　　刘斯奋：如果说有遗憾，就是在钱柳情爱方面，大概我原来更着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描写他们，也就是说对他们这种老夫少妻结合的功利性考虑比较多，作为红颜白发的恋情，恐怕还有人性的一面，也不是那么纯粹功利，这方面我着墨较少。

　　读书报：《白门柳》获奖之后又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没再写小说？

　　刘斯奋：写完《白门柳》前两部后，我先后去广州市文化局、出版局、宣传部任职，无法集中时间写作，因此第三部拖了七年才完成。

　　写了十几年小说，可以说还是相当辛苦的。从三十六岁到五十三岁，是我精力最饱满、艺术感觉最敏锐、创作力最旺盛的一段岁月，全都投入到《白门柳》的创作中。的确，壮盛之年才能出佳作。所谓“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到了老年，恐怕没有几个作家能把长篇小说写好。

　　献丑不如藏拙，聪明的办法是见好就收。不妨学个玛丽莲·梦露，把形象定格在最美好的时候。非得到了江郎才尽才下场，又何必呢？

　　另外，我也想换一个活法。我的少年时有两个梦，一是当作家，一是当画家。《白门柳》完成后，算是有始有终地了却人生的一个梦，心里踏实了，剩下的“余生”就可以“挥霍”了。于是我想重拾画笔，后来有机会担任广东画院的院长，就更加促使我把精力转向绘画和书法，屈指算来，到如今也将近二十年了。

　　读书报：这两个梦都基本实现了。您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吧？

　　刘斯奋：确实，自从去年春天把近十多年的创作成果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贯通融会：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之后，这第二个梦也算了却了。回想起来，确实要感谢命运的厚爱。

　　人生最快意的莫过于自身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至于是否能获得历史的认可，那是身后的事。生前一切吹捧炒作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最终的定位还得靠实实在在的作品。

　　读书报：当下文人字画盛行，如何判断？

　　刘斯奋：中国画三个源头，一是工匠画，一是宫廷画，三是文人画。前两类因为要受制于雇主或皇室的意志，不能随心所欲发挥自身的天赋才情，于是转而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文人画则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有美术的天赋和兴趣，发而为之。由于不是以此来谋生，所以更忠实于自身的文化理念和审美追求。

　　文人画当然也要技术，但更强调发挥个性与激情，从而推动中国画迈向更高的精神层面。文人画的强调精神自由，加上工匠画、宫廷画的技术专精，共同构成中国画今天的整体格局，可以说各有功劳。

　　但是有多少是真正的文人？真文人是文化素养比较高，不以市场为价值取向，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形而上的东西。

　　读书报：我还有一些属于题外的好奇：您对网络的应用多吗？如何评价网络对自己的影响？

　　刘斯奋：就我个人而言，不像年轻人那么敏锐地全方位拥抱网络时代，只是在某些方面参与一下。比如在网络上浏览新闻，QQ、微信、网购之类，我都参与。

　　至于写作，《白门柳》的前两部我还用手写，1990年电脑在我国开始普及，当时还是速度极慢的286，我立即学习五笔字型输入法。《白门柳》第三部就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后来，也利用网络做点学术研究，觉得方便之处不少，起码不用像老一辈那样大量做卡片来积累材料，因为很多材料网上都能找到线索，查找起来就方便得多了。

　　读书报：您的作品在网络上流传很广，您会介意自己的电子版权吗？

　　刘斯奋：对于一本书的作者来说，最大的快慰莫过于能有尽可能多的读者分享。写书时付出的劳动当然应该有所回报，但我觉得不是第一位的。因此签约的时候我也不重视电子版权。我觉得这不太妨碍图书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