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明:时代何以需要戏曲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令广大戏曲工作者欢欣鼓舞。这一来自国家层面的可以落地的政策性安排，使许多基层戏曲 工作者增强了职业自豪感。特别是“支持戏曲剧本创作，加大剧本创作扶持力度”、“将地方戏曲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等一系列组合型保障的具体政 策，更是清晰地规划出了戏曲传承发展的可行路径乃至蔚为大观的宏伟蓝图。国家为何特别要对戏曲这一单独门类作出这样的“顶层设计”？对此，国务院办公厅作 了简洁明晰的界定，即“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这一重要载体，显然是综合了各艺 术门类及优秀传统文化诸要素的集大成者，她是流动的画，是动态的诗，是舞动的乐，是充满写意美的活态长卷，是活生生的人物造型乃至人物塑造，是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并得以寄寓乡愁的民族审美形式等等，这些都指向这一整合了各艺术形态各审美元素的载体之重要性。

　　戏曲是一种卓尔不群的中国文化符号。它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相依相随、休戚与共，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表情达意的形式符号系统，也成就了自身恒久的 艺术魅力与绝美光华。虽然在当代多元文化的挤压之下，其盛况不复往日乃至几度陷入困境，但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象征意蕴，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愈显其独特价值。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每逢国家有重大文化活动的时候，几乎都离不开戏曲元素。只要是涉及展示中国文化的大舞台，无不以戏曲这一复合性的 文化符号来表征之。戏曲极富个性的、可以互动的、感性直观的、鲜活的、立体的、活态的特质，就使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不可替代的文化标识。“移风易俗，莫善 于乐”。可以说，深深植根于民族沃土的戏曲，是中华精神家园的符号性表征，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正音”，而要让“正音”变成时代的文化强音，则需要所有戏曲 工作者乘此“若干政策”的东风，胼首胝足，深刻践行，真正让“戏曲活起来、传下去、出精品”， “出流派”，从而愈加凸显其国家文化符号特征。

　　戏曲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民间生活方式。当然，这种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精神生活方式。尽管戏曲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看似式微，戏曲院团也在阵 痛困厄中慨然坚守，但戏曲在民间的渗透力和生命力仍不可小觑，其魅力仍能令千万人欲罢不能地痴心执著于此。在乡村，人们高兴了唱戏，伤心了也唱戏；交往唱 戏，狂欢唱戏，祭祀仪式上还是唱戏。长期以来，戏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着，即使是在当下，戏曲仍然不失为民间交往方式、情感表达方式；抑或在都市，戏曲 也依然有着自己的空间。

　　笔者曾在乡下亲身感受欢声笑语津津有味的万人争看花鼓戏的场面。大家在这一场域中放松交往、家长里短，听着熟悉的乡音，看着熟悉的剧情，更不忘 为“苦戏”中的人物洒一掬同情之泪。这是真实场景中的乡村文化生态图示。而一些地区办地方戏艺术节，倒真成了大家赶庙会式的节日，男女老幼拖家带口一拨拨 地往广场上赶，小孩子们在嬉戏，也会适时驻足开心“观赏”剧中的武打和小丑的滑稽表演，这无疑会成为他们童年时期的亲切记忆和日后的“乡愁”密码；而那些 三四十岁左右的女戏迷们，则会在散场时跑到简易搭起的舞台边上，去找心仪的旦角亲热攀谈……这是我在每年都举办的湖北孝感楚剧节上看到的图景。这样的情 景，在参加诸如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等剧种艺术活动时也多有得见，不一赘列。由是想到，千百年来，人们浸濡于戏曲的“文化场”中，接受它的感化，即使 到了现代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基层群众仍能从中习得历史知识，获得审美愉悦，得到道德净化，乃至因“戏”凝聚亲情，让乡愁与文化记忆于此间完成一次次 精神传递。而深入基层的演出车，不啻是一座座流动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当城里人可以免费参观“三馆”时，“若干政策”把戏曲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目录”，这不仅有利于戏曲本身的传承发展，更是对一种民间精神生活方式的维系与呵护。

　　戏曲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情感积淀。具有独特形式美的中国戏曲，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惩恶扬善、同情弱者、鞭笞丑恶、歌颂忠义乃至最终的花好月 圆，处处充满着“终极情感”的观照和表露，这种娱情方式，同民俗、信仰、乡音、乡曲相融合，经由审美移情，总是能极大地唤起观众的独特感受和集体情感记 忆，反过来，又在自身的形式层面转换为暗隐的历史情感积淀，从而成为我们民族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情感体验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京腔一响，热血沸腾”的 感触，为什么板胡一拉、梆子一击、秦腔一吼，会惹出回肠荡气的沧桑情怀。这是文化血脉的传承，是蕴藉了历史情感积淀的戏曲艺术拨动了那一根在滚滚红尘间、 忙碌奔波中，被忽视了的、渐渐尘封了的文化之弦，触发了沉睡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密码。

　　笔者所在地区的楚剧、花鼓戏里有一种叫“悲腔”的声腔，大多在《秦香莲》《罗帕记》一类剧目中广泛使用，观众对剧情早已烂熟于心，但就是要等着 听那一段悲腔的高亢低回，来一番涕泪滂沱，从而获得情感陶冶，即至剧情突转，恶人遭惩，走向大团圆的结局，又最终得到极大的情感满足。这是传统戏的例子。 戏曲现代戏同样如此，如粤剧《三家巷》在广州大学城演出，连演10场，得到了大学生们的情感认同；以库区移民为表现对象的二棚子戏《我的汉水家园》，不单 感动了题材发生地的观众，而且由基层一直演到省城、京城，依然触动着观众的心灵柔软处，接通着双向的历史情感积淀。可以说，在当下，戏曲仍是基层群众不可 替代的感情依赖与寄托，汇聚着乡音乡情的戏曲仍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也因此特别能体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走向民间、服务群众，“是戏曲艺术创作生 产、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及“把来源于群众的戏曲回馈给群众”的时代吁求。

　　此外，戏曲，作为一种老而不僵的审美创化系统，在传承的基础上依然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循着当年的血脉，戏曲艺术既保留了千年的传统，又在 不断地寻求发展创新；既守成，又开放；既形成了一定的程式法则，又能包容既有程式之外的表现，并能进而纳入新的程式，但凡是好的，便为我所用——无论是经 纶典籍，还是市井俚语，抑或是一个朝代、一个样式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戏曲都可将所有这些统统收入囊中，融会贯通，酌情使用，形成了戏曲独具特色的、开放 式的审美创化系统。

　　总之，“若干政策”的出台，既是对戏曲在传统优秀文化中重要位置的价值认同，更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讲话精神 的重大举措。相信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会在充分传承的基础上，“推出更多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戏曲精 品”，努力展现出戏曲艺术的时代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