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个人性抓住时代特质

　　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80年代明显收获了世人更多的偏爱。人们喜欢回忆那时文学的狂欢、漫谈的“神仙会”，以及才思的充溢。那段岁月像是蒙上 了一层理想化的柔光，被后人赋予了各式各样的意义。而90年代却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冷落，这个时代中一些宝贵的东西也被搁置甚至遗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个时代的独有意义逐渐浮出水面。近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文化》杂志社在上海共同举办了以“九十年代：从公众参与到私人生活”为主题的中国青年批评家 高峰论坛。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往届客座研究员代表和第四届客座研究员共聚一堂，就“八十年代的遗产”、 “怀旧、年鉴和微观历史”、“信息爆炸与私人社会”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被低估的90年代？

　　李敬泽将90年代称作“无人认领的时代”。而他认为“无人认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90年代“远未终结”。他说，那个时代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到 如今依然存在。由于它的复杂、流动、游离不定，谁也无法确认自己在那个时代的角色。这种开放性和未定性，是90年代的力量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90 年代也是探讨当下。

　　李敬泽说，90年代的中国文学第一次面对未经命名的经验，无法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放力量，一种内在的宝贵财富，为我们提 供动力，探索走进中国现实经验的方法和路径。文学是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能动力量，探讨90年代的意义，探索文学在其中的独特角色，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长期 的、潜在的重要影响。

　　在对话中，有学者提到，作家和学者有负90年代的经验，未能充分描述出那个时代及人们精神世界的震荡。而也有很多与会者对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出了 积极的评价。比如朱小如就不赞同90年代文学“从共鸣到无鸣”的论断，认为尽管80年代文学的公众参与程度高，但文学毕竟是个人的事，80年代其实有点 “被共鸣”的意思，90年代以来的“无鸣”更接近文学的自然状态。

　　“我们是90年代的产物，现在确立的很多时代标准，其实都是90年代的延续。”周立民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细节充沛的时代，很难被界定。它更像是一个压缩包，解压出很多问题。有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答案，有的问题到现在已经不再是问题。

　　80年代承载了文学的荣光，但很多经典作品是在90年代面世的。与会专家历数了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最近受到国际科幻文学界热捧的《三体》，也是刘慈欣从90年代开始创作的。

　　计文君也提及在90年代被低估的电影《大话西游》，通过互联网“火”到今天，成为怀旧的经典。她说，需要打通的不是以十年为节点的时代，而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视野。

　　个人性要和公共性建立丰富的联系

　　乍看此次论坛的讨论主题，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公共参与”是属于80年代的词汇，而“私人生活”则更多具有90年代的属性。陆建德等专家提 到，这不是鲜明的二元对立概念，在现实中所有事物都是“犬牙交错”的。谈及个人记忆、私人生活，需要历史纵深镜头，个人性要和公共性建立丰富的联系，才有 意义。最迷人的文学作品也是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徘徊的作品。

　　评论家们谈到，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历史感，而是对历史的动态理解。可贵的是，在当下，像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石一枫的《地球之眼》等青年作家的作品，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个人性抓住时代的特质，展现“历史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印痕”。

　　在陈福民看来，西方关于公共参与和私人生活的讨论已经积淀了数百年，而中国的现代性主体一直在发育过程中。在这其中，我们需要不断了解自己的位置，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

　　文学与历史的对话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产生了深远影响。处理历史，处理当下，成为作家所热衷的领域。张清华提到，从90年代起，知识分子精神建构的变化延续至今，只是现在的情形更为复杂、纠结与暧昧。

　　在这其中，大家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南帆看来，历史需要通过文学话语来叙述。历史话语关注的是战争和社会的大层面，而文学话 语的最小单位是个人，细到吃饭喝酒和脸上的皱纹。文学的角色不是历史话语的注解，它的分辨率高，能揭示到清晰的细节。文学和历史的对话，需要作家们更多的 关注和投入。

　　郜元宝认为，文学批评研究也需要历史感，不能只关注对象本身，而不尝试建立广泛的历史联系。他说，过去的文艺批评大家谈问题可以动辄回溯到几十 年前的作家作品，这是一种可贵的历史意识。当下批评界聚焦某一时代的讨论时，往往缺乏这种意识。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文学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