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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斐:戒浮躁 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0月16日08:27 来源:中国作家网 艾斐

  浮躁,是造成文学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直接原因与主要症候,而要从根本上祛除浮躁,作家就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切实“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始终心向人民,深耕生活,赍志鼎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因为人民是文艺的母亲,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只有生活和人民才是文艺的生命弦歌与不二法则,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是,尽管每年都有佳作出现,但总体看来在文学创作中“量”与“质”的愈趋失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于此,很有必要让文学的脚步慢下来。

  一

  面对当今文学创作数量的疯长,很难凭靠文学的体量和长度而评判其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美学风貌。

  长度只是构成文学之“度”的表征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宽度、厚度和力度,还有活力、魅力与定力。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只有厚度和力度才是文学实现繁荣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终极标识。因为厚度代表着质量,力度代表着效能。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不论其产量有多么巨大,反映生活的内容有多么宽广,只要质量上不去,效能也就难以充分体现和发挥。一旦“量”“质”倒悬,效能销铄,其浸润性和影响力也就自然无从谈起了。而缺乏精神浸润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即使是产量再多,辐射再广,我们也很难据此而得出“繁荣与发展”的结论来。

  当然,创作数量激增,无疑也是衡量和认定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标尺之一,但前提是这种“增量”必须与“提质”相对应、相匹配、相共熠,而不应当也不能够只是舍弃质量的提升和一味追求数量的疯长。因为文学的价值惟在于它能以其所特秉的美感和意蕴而对人的思想、心灵和精神进行有效的浸润、提升与哺养,并通过对人的这一积极作用而推动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文学必须以质量为魂魄,以质量为命脉,以质量为枢机,并通过不断提升质量而寻求突破与产生价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能仅仅迷失于对数量的依恋与依赖。这是文学的秉性,也是文学的品格。每一个与文学结缘的人,特别是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应当认识和尊重文学的这一秉性与品格,并在阅读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活”的体现与新的践行。

  面对文学之“量”与文学之“质”的严重失衡,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漠视。否则,将会不可逆转地造成文学在事实上的畸变与衰微,并势必使文学在失去社会信任中越来越具有迷茫性和越来越趋于边缘化。特别是在快感阅读和工具理性式阅读时兴之际,在读图时代和多媒体时代莅临之时,文学尤须以自己的所特有的活力、魅力与定力而倾力营造心灵阅读和审美阅读的广阔空间,这就尤需量中求质,以质取胜,用文学自身的强大优势和特殊魅力来吸引读者和促动社会,而绝不能通过一味放纵“量”的洪水泛滥而使读者眩晕,将读者淹没。

  二

  作为一个精神熔铸者和艺术创造者,如果不能摆脱个人功利的羁縻,作家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坚挺、精神的激扬和才情的释放。在中国文学史上,正因为有了屈原式的高洁、司马迁式的耿正、陶渊明式的淡泊、李太白式的放达、苏东坡式的旷逸、曹雪芹式的隐韧、鲁迅式的勇毅,才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兀然崛起的创作高峰,才铸就了一部又一部炳辉千古的文学杰作。这看似偶然,却实则必然。因为只有大时代、大精神、大境界,才能造就出大手笔和大作品。如果屈原也跟与他同朝为官的靳尚一样营营苟苟,他也就不会发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感慨,当然也就不会有《离骚》的熠时铭世了。如果曹雪芹是为了名利、为了“稻粱谋”而写作,那也就绝然不会有《红楼梦》的诞生。曹雪芹为什么偏偏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写这样一部对个人来说既无现时功利、又无后世回报的长篇小说呢?惟一的生命冀望和创作动力,就在于他要将自己最为透心切肤的世情认知与人伦感悟记录下来,用以抒发胸中的千汇之情和吞吐世间万端之慨。这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与写作动力,这同时也是《红楼梦》取得成功的最为内在的深层奥秘。否则,若从功利目的出发,那就绝然不会有《红楼梦》的问世了。

  诚然,如今时代不同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物质利益不仅是人们的生存需求,而且也几乎成了一种社会的引力和生活的惯性。它不仅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已获得了政策的通行证和道德的合法性。作家当然也需要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而不断改善自己的物质环境和提升自己的生活待遇。不过,这只是问题的社会共性的一面,而作为旨在对人性进行艺术诠释和为社会实现精神构建的作家来说,显然还有专业个性的另一面。这便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对市场化、物质化、功利化的追求占据心灵的全部空间,更不能放任市场法则在观念和操守上形成对精神价值的销铄与倾轧,以至出现精神与物质、崇高与卑琐、目标与路径、动机与效果的严重扭曲、悖反和失衡。为什么?就因为对于文学劳动来说,一旦被功利、物欲、市值占据了过大的生活比例和过多的心灵空间,以至于动辄即务求现实回报,无时不紧盯功利目标,每一展纸驭笔和敲响键盘,就都无不想着如何得到评奖、升职的优渥,获取版费、名誉的惠泽,甚至连做梦都在想看奥斯卡的小金人和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对于此种心态和意欲,有一个不无滑稽的注释,那就是莫言获得诺奖后,其高密老宅的墙土竟然被挖走不少,院子里种的胡萝卜也被拔了个精光。何以如此?回答竟是为了沾沾莫言的文气,好在创作上大出彩头。这虽为无稽之举,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将挟持文学创作而驰骋功利之心的意态豁然托出。然而,如此心态就已足以笃定他们永远也不会写出真正值得褒奖和能够济世悦人的优秀作品来。因为一个作家一旦降格到这种精神状态,他就注定要成为浮躁、浅薄、粗俗和伪饰的俘获物,他就再也不可能真正的沉入生活、体悟人性、感知时代和磨砺精品了。于是,他也就虽然心气极高、欲望极大,而终不免要走向美好愿景的另一面。

  这同样是一个文学的法则和规律,并一再被古今中外的所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反复兑取着、验证着。

  三

  当然,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和一部熠世的作品而言,具有优渥的生活积累、深刻的社会认知和丰赡的精神建构自当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但光有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深厚的思想蕴贮和精到的艺术功力。因为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极具张力与魅力的艺术形式,毕竟是一种极富挑战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并由此而决定了它对创作主体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能力的至高要求。只有当思想水平和艺术能力与作者所拥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淀融为一体、铸成合璧时,才是佳作问世的良辰佳境。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对生活的态度和认知,其对人民的心旌和情韵,其对创作的付出和期许,这本身就常常是其思想水平与艺术能力的自然体现和真切验证。它们不是二律背反,而是相向而行。显然,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创作实践本身,往往就是他们超高的思想水平和纯净的精神境界的自然展现与有力质证。

  至于要写出好作品所必须具有的超强艺术能力,那则更是每每都会明白无误地展露在每一个具体作家的每一部具体作品之中的。《离骚》无疑是屈原艺术能力的忠实体现,而《史记》则对司马迁的艺术才能一览无余。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坛上潮起潮落,“主义”多多,旌旗纷披,名目蜂至,看似新见丛出,热闹非凡,而实则其所显摆的却大多为浅薄与无知。一如现代派体例,又如“意识流”手法,再如魔幻式构架,这些东西早就被曾经写出过大作品和好作品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郁达夫们弄通了、搞精了,因此他们才会有选择,才会有比较,才会有取舍,才得以在选择、比较和取舍之后,终于回到了以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为底色的中国式的社会人文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即使被有人认为是“土”作家的孙犁、柳青、赵树理等,其实也都是很研究过一些“现代派”的东西和咀嚼过文史哲方面的许多经典著作以及相关的艺术与美学理论的。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土”,其实正是在消化了“洋”之后所作出的选择与所呈现的“萌态”。看看赵树理的早期作品《悔》《白马的故事》吧,那欧化的句子和时髦的表意,一点也不比尔今某些自诩为“先锋”、“新锐”的作者们差。他的作品之所以后来变“土”了,那实际上是在经历了开过一回“洋荤”之后觉得此路不通,才又踅返回来,重新回归到中国式、民族化、时代情与社会“芯”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来的。

  如果有人认为赵树理的天性属“土”,那么,周立波总该不是了吧!他不仅在鲁艺教的是外国文学课,而且他还是基希、萧洛霍夫等外国大作家之经典作品的中文翻译者。可是,请看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卜春秀》《张满贞》《山那面人家》《湘江一夜》等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不仅没有一点点这主义那主义的“洋”味儿,反倒通篇皆充盈着浓郁的民族基因和乡土情韵,就连在气氛的营造和词语的运用上,他也一应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情、中国味”。特别是《暴风骤雨》飘荡的是大东北韵律,而《山乡巨变》却洋溢的是俏江南风情。显然,这是作家的一种追求和选择,这更是作家的一种素养与能力。

  柳青讲过,当作家虽然没有学历要求,但却必须要取得三个学校的毕业资格,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柳青说他自己“没有从这三个学校毕业”。实际上,柳青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成功的作家一样,不仅读书很多,很广,很深,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能把读书与做人、做事、处世、写作皆紧紧的结合起来,既让书融入自己的生活,浸润自己的心灵,升华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人格;又从书中汲取了知识,拓宽了视界,提升了精神,陶冶了情操,并在这个基础上为创作寻获了深厚的美学蕴储和强大的艺术支撑。这些作家的读书不仅同生活一体化,同做人一体化,同写作一体化,而且也同社会、民生、时代、政治一体化。

  这一点非常重要。作家的读书和写作如果不与做人和济世相挂钩,那就会沦为纯粹的工具理性主义,而纯粹工具理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则是一种致命的褊狭与浅薄。因为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的燃烧和精神的升华,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和生命秘码的自觉破译。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的思想风貌与精神状态至关重要。正如法国作家布封所说:“风格就是人”。亦如高尔基所云:“文学即人学”。在这个命义中,既包含文学对社会和人性的融通,又饱含文学对创作主体之情愫与人格的浸润。这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绝不是刻意追索的。所以,想遮掩也遮掩不住,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四

  正因为如此,便注定了文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和必然是生活的产儿、社会的产儿、时代的产儿、人民的产儿。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作家的情愫和品性无关,更不可能脱离它所从属的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深度濡化。因此,真正的文学佳构永远都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与时代无关,与特定的精神风貌和人文环境无关。它们是以化合的形式紧紧地与人民交融在一起的,你想筛也筛不掉,你欲掰也掰不开。

  成功的作家,写出了好作品的作家,无一例外,他们都不仅深刻地洞烛这个至理,而且也毕其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求索着和践行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技巧和艺术功力的磨砺与提升,也是终生不可懈怠的必修课。当我们赞叹《离骚》和《史记》的浑涵汪莽、宏厚精邃之时,我们可曾想过那不仅是其作者终生心血的凝聚,而且简直就是其作者生命弦歌的绝唱。柳青说过,他在写《创业史》时,最快的速度是每天只能“抠”出500字。而梁斌则告诉读者,《红旗谱》写成后光是进行修改就用了好几年时间,修改过的地方少的有七八次,多的则有十几二十次。而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风烟图》从写成初稿到最终出版,耗时竟然长达十余年之久。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创作犹如酿酒,积厚则香,久淀则醇。果能此道,佳作自成。凡此种种,对于现今的文坛生态而言,皆不啻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提醒。还是金圣叹说得好:“文成于难”啊!

  这便是由于生活基础欠缺而难于做到厚积薄发,由于政治修养不够而难于把控时代脉动,由于思想水平不高而难于深切撄及人性底蕴,由于艺术功力不足而难于达臻醇娴精粹,由于使命意识不强而难于体悟丰赡之情。以上这五“难”,正是造成目今文学创作数量激增而质量欠佳的主要原因。要克服这些难题,则必须在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中真正回归文学的原本生态与严格遵从文学的发展规律,从而实现文学之增量与提质的同步前趋和相激互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步幅的快和慢才会呈现真律动,也才能释出正能量。因为在文学创作中,常常会出现“慢”是“快”、“快”是“慢”和“多”是“少”、“少”是“多”的“形”“质”悖反现象。这是文学生产过程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它全然是由创作法则的驭动而使然。在这里,由于“慢”所代表的是沉漉、积淀、抟铸与磨砺,因而便自会“慢”则淳,“慢”则真,“慢”则深,“慢”则粹。也由于“少”所蕴含的是严谨、雅致、淬冶和汰选,所以便自能“少”而庄,“少”而正,“少”而懿,“少”而精。

  普希金之所以会是“俄罗斯的太阳”,雨果之所以成为“法兰西的良心”,此中所体现的,也正是文学的内在规律与永恒妙诀。如果他们的每一写作都以个人功利为追求、为目标,而不惜缕出“急就草”、“马上章”,那也就不会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普希金和维克多·雨果了。

  事实上,只有我们真正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美学的内在法则去认真进行创作,那就不仅不会出现“量”与“质”的失衡状态和“快”与“慢”的背反现象,而且还笃定会形成欲增加创作体量而终不得和想加快文学步幅而难实现的局面与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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