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行：新世纪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我见

　　纯粹的文学事件同时又能成为周期性、全球性的新闻事件，能引起世界各国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大众广泛兴趣的，大概只有诺贝尔文学奖了。每年10月，全球读者都翘首期盼着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浮出水面，然后，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对刚刚诞生的幸运儿的生平、创作、个性、嗜好等大加介绍，不少人还会对新得主是否该得奖议论一番，同时有人会对诺贝奖委员会近些年来在评奖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倾向表示不满。

　　2001年英国作家V. S. 奈保尔、2002年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2003年南非作家约翰·迈克尔·库切、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6年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2008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2009年由罗马尼亚移居德国的女作家赫塔·米勒、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3年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2014年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有的是并不为大众读者所熟知，有的尽管获奖前已有知名度，但仍属于受关注度较低的作家。2012年获奖前，尽管不少作品已翻译成外语，但对于国外大多数读者来说，莫言也是个陌生的名字。

　　相比之下，2005年获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2007年获奖的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和2010年获奖的秘鲁/西班牙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得奖倒是例外。他们都在几十年前就已蜚声世界文坛，已过了创作的旺盛期，却在快要被淡忘之时获得诺奖，对读者来说仍是极大的意外。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诺贝尔文学奖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每年在确定获奖作家时，至今仍然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即诺贝尔文学奖是要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文学自然仍是其评委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奈保尔在创作中对人物性格中所具有的泛人类共性的关注，是为弥合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所作的努力，其作品的无边界性实际上是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狭隘性的挑战。少年时期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惨经历，使伊姆雷·凯尔泰斯以写作支撑起了个体脆弱地对抗野蛮历史的经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库切所有作品中都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他的作品反映了世纪末人类生存现状中的困境。耶利内克以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中陈规旧俗的荒谬以及这种枷锁对人施加的压力。品特剧作多表现人们在战后英国社会生活中受“威胁”的感觉，也反映了在动荡不安的现当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理解和人的孤独。帕慕克在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交流，使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往中间人的地位得到广泛认可。多丽丝·莱辛的创作绵延半个世纪，她的创作始终是要通过个人的命运，尤其是妇女的命运，来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为普遍的人生经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以写流浪者、儿童、逃犯等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居多，关注其生存状态，充满人性关怀和对西方文明的质疑。赫塔·米勒长期生活在齐奥塞斯库独裁下的罗马尼亚，其作品的主题是暴政和专制对个体系统的摧残。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反映由暴力、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所统摄的秘鲁的社会矛盾以及生存权利的残酷竞争，构造了拉丁美洲的秘鲁魔幻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致力于最精练的词语和最强大的力量的结合，他的诗歌从日常生活入手，“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莫言的作品“语言激情澎湃，具有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艾丽丝·门罗的小说聚焦于加拿大城郊小镇的生活，描探索平凡女性复杂的心理与情感世界，揭示出生活含混的多义性。莫迪亚诺的作品中有关现代人“自我泯灭、寻找母体”的主题隐喻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悲情寓言。

　　这些作家所涉及的极具个性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带有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其背后都是强烈的理想倾向在支撑。百余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说不上个个都是当年世界文坛上屹立于最高峰的作家，但应该说，每一位都是在水准线以上的。

　　不过，每年在确定获奖作家时，文学已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考虑的惟一因素。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一定考虑到国别、地域的分布应该尽量广一点。进入21世纪以来的15年里，为自己的国家第一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有6位，分别是匈牙利的伊姆雷·凯尔泰斯，奥地利的耶利内克、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中国的莫言、加拿大的艾丽斯·门罗。

　　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原先处于受忽视的边缘地位的弱小势力受到了重视，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这种现象在诺贝尔文学奖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专注于戏剧、诗歌、短篇小说等近些年来不大受普通读者或评论界、学术界重视的体裁的作家，也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重视。今年，诺奖又颁给了以非虚构写作为主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再者，女性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已有5位获奖。 在创作理念上，诺奖则推崇反专制、反极权、反独裁、反暴力、反暴政、反恐怖，推崇民主、自由、博爱，不同国家、民族、人种、文化平等共处的价值观。

　　文学艺术贵在具有独特的个性，而独特的个性有时并不一定能较快地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因此，成功地挖掘和发现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价值的杰出作家，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价值的体现，能证明诺贝尔文学奖“点石成金”的作用。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成员由中老年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作家、翻译家及一名律师组成。他们自有其特定的文学观、价值观，也自有其各方面的局限性。

　　比如，对于用欧洲主要语言以外的语言创作的作家来说，要受到评委们的青睐，最好就要把他们的作品先译成瑞典语。再则，如何让杰出作家的作品进入评委视野也很重要。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诺奖评委们对作品中的西方价值观较认同。从诺奖评委们对诺奖得主的选择上，仍然可以看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中透露出的“欧洲中心论”。 2002年和2004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情势处于严峻的关键时刻，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身为犹太人的奥斯威辛的代言人伊姆雷·凯尔泰斯和身为捷克裔犹太人的父亲遭迫害经历的驱使而写作的耶利内克。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一再表示，只有文学价值，才是瑞典学院惟一的衡量标准，但仍然免不了有人怀疑这其中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的历程尽管一直与各种各样的议论、争议和质疑相伴，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偏差或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活动。人们完全有理由一直满腔热情地期待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