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辉《布伦迪巴》：以凄美的童话承担历史之重

　　童话在儿童文学家族中属于难度最高的文体，其写作难度堪比短篇小说，优质童话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童话王国有自己的立法原则：以童话的方式再造第二世界，包括对儿童性的再造。但这并不是说童话可以拒绝承担文学的要义，比如：对历史伤痛的反思、对人性之恶的触碰。在此意义上，刘耀辉的长篇童话《布伦迪巴》满足了我对近年来中国童话的某种期待。

　　据刘耀辉在附记中所述：《布伦迪巴》的问世源自工作、使命、天意，对他而言是对自身极限的挑战。他需要以世界性的目光回返到特莱津这个“二战”期间犹太人集中营的历史现场，试图在童话中注入历史元素，这就意味着他在创作时，无法绕过这样的追问：童话可以讲述历史吗？童话如何讲述历史？这也正是长篇童话《布伦迪巴》的特别之处：在历史伤痛的视角下将童真之美与人性之恶对照起来，以承担童话的历史使命。《布伦迪巴》不只是描摹童话般的梦境，而是借助梦境展现残酷的历史记忆和斑驳的人性投影。凄美的奇境、沉重的历史伤痛、悲悯的情怀构成了《布伦迪巴》的特有标识。

　　刘耀辉为读者精心营造了意味深长的凄美奇境世界。捷克小镇波西米亚(隐喻“二战”期间被“纳粹”当作犹太人死亡“中转站”的捷克小镇特莱津)附近的小乡村里住着一个贫穷但幸福的家庭：妈妈和一对小兄妹派柴克和阿宁库。妈妈患了重病，为了获取挽救妈妈生命的鲜牛奶，小兄妹徒步来到小镇。在中心广场遭遇了恶霸布伦迪巴。随后作者展开了童话最好看和最惊险的情节：小兄妹在金大钟先生、蓝拱窗小姐、大黄狗、老白猫、小麻雀等的帮助下，再联合300个小学生，终于打败了布伦迪巴并得到了鲜牛奶。作品所包含的孩子救母的内容与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新奇，但它建立了一个异常凄美的奇境世界，以唯美的语言来表现恶撕裂善时的悲情色调。尽管不乏善战胜恶的明快描写，但悲剧性要素反复出现并生成了凄美的总体叙事基调，这些悲剧性要素被处理为对童话的悲剧性美学精神的节制表达。整个童话调动了诸多奇境要素，构成了一个似真似幻的神奇世界。

　　但是，《布伦迪巴》真正依赖的是“危机四伏的奇幻世界本身”，以及危机四伏的读者内心世界。如果读者是细心人，会发现《布伦迪巴》多次或明或暗地描写了鸦群的踪迹，带给人不祥之感。小兄妹遇见的瘦弱男孩儿希姆尔从哪里来，回哪儿去？这样的疑问也会让人不寒而栗。再加上欺软怕硬的警长、“没有钱就没有牛奶”的冷漠牛奶商、不辨是非的成人们，更使童话始终笼罩在“危机四伏”的氛围中。真正的童话从来都不是剥离现实、祛除历史的。我们在童话中看到听到的，都是童话与现实和历史保持某种隐秘关联的特有方式。经由此种隐秘关联，童话才有可能走进人心。我以为，《布伦迪巴》中的奇境世界之所以“危机四伏”，正是因为它与现实世界中人们对历史记忆的遗忘、以及历史伤痛性记忆不应被遗忘保持着隐秘关联。通过这种隐秘关联的修复，读者被伤痛性历史记忆沉重一击且深深反思：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历史世界，乃至未来世界，恶霸布伦迪巴并未彻底消失，联想到近年来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美俄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日本安倍政府意欲强行修宪等事件，布伦迪巴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对于它的丰富内涵，读者需要反复阅读才可以领略。

　　只是，试图在童话中注入沉重历史记忆的表现方式是一种高风险的写作。创作者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偏离童话的创作原则——一般意义上的童话委实不堪承受历史之重负，但《布伦迪巴》始终被悲悯情怀所浸润。不过，刘耀辉并未因悲悯情怀而违背童话的创作原则。在正文部分，历史记忆或被处理为童话的氛围描写，或被处理为奇境世界的幕布。在正文之外，作者还增加了童话的附记部分，将正文中欲言又止的话语，通过附记一吐为快，构成独立的有历史感的完整童话世界。童话正文是对历史的诗性表现，童话附记是对历史的理性反思。而历史与童话之间的一体关系，归根结底源自刘耀辉的文学观念：历史感的传达，同样是“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助于附记，读者得知：这部童话是专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无论哪位作家、选取哪种文学体裁，都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如何在历史黑洞的探勘中绝境逢生？这是比历史童话写作更为冒险的事情，何况，刘耀辉还打通了诸多历史黑洞。他以《布伦迪巴》为中心，延展开去，对儿童视角下“二战”题材的小说史和电影史做了梳理。所以，童话附记除了是刘耀辉一个人的灵魂受难史，还是《布伦迪巴》创作者们的灵魂受难史。

　　“吾诗已成，不可毁灭。”这是刘耀辉为全书作结的最后一句，可以理解为一位中国青年作家对历史伤痛性记忆的铭记。特别是在历史记忆被日渐遗忘的浅阅读时代，这样的声音何其寂寞和孤独，又何其需要倾听和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