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中国科幻的原创力三维

　　科幻文学在中国是个命运跌宕起伏的孩子。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无疑给新世纪以来日益获得读者的科幻文学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三体》至少提供了中国科幻原创力的三种基本因素：思想力、政治性和实践性。

　　在科幻的谱系中，《三体》以其思想统摄的力量综合了诸多主题，进而创造了具有原型意义的新母题。作为一种已然获得风格化的文类，科幻文学在一个多世纪的演进中拥有了一些固定的关怀主题，比如太空探索以及外星生物、时光旅行穿越到过去或未来、人造人/物等。这些主题反映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人性焦虑，比如对死亡的恐惧等等。刘慈欣以其对于科幻文学史渊综广博的书写历史，创造了几乎可以媲美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原则”的“黑暗森林”体系。换言之，他打破了既有科幻的类型陈规，自成一格，开拓之前所未曾出现的局面。

　　与玄幻、奇幻世界的架空或非理性世界观设定不同的是，科幻对幻想进行科学理性的解释。从心理原型来说，性快乐和思维的快乐是人类两大终极快感的来源，它们分别驱使幻想作品在探索和商业的两极行进，过于注重读者可能偏向商业流行写作，而深度的探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三体》以宇宙社会学、猜疑链、科技大爆炸，构建了“黑暗森林”理论的合理性，同时在应对危机中的面壁计划、阶梯计划等，形成了硬科幻的坚实叙事，在给予读者应接不暇的思维乐趣的同时，也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

　　其次，在文学整体生态中，《三体》的政治性关怀让它与时代的重大议题发生了关联，从而可能改写“严肃文学”的版图。科幻文学往往将人物与事件推到一种极端情境之中，进而在爱与无限、崇高与牺牲中实现“科幻现实主义”的意味。《三体》以伤痕文学式的笔调开启，但在“文革”的创伤记忆书写同时，“红岸计划”这种宏阔的宇宙想象和规划却体现了一种迥异于既有文学史的刻板化叙事。《三体》这样的当代科幻在汲取现实主义营养的同时，也受惠于新兴科技及理论的前沿进展，并最终走向宇宙毁灭的形而上想象。然而，科技理论的设定是服务于总体性的社会与未来探索的。刘慈欣有种清醒而冰冷的理性，在末日来临的极限处境中一反温情脉脉的人文主义，转而讨论完全可能存在的零道德宇宙文明。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刘慈欣从宇宙的背景出发，理性地考虑人类应当如何思考和面对那广阔的黑暗的宇宙，虽然这种理性是纯属从人类视野的观点出发的。

　　《三体》中的政治斗争末世通过危机反思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处境，处理的不仅仅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几乎是恒久的问题，进而在最后大宇宙行将坍塌之际，让小宇宙归还物质与能量，重新召唤出人类乃至星际整体的集体性，实际上对于认识当下现实中的国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想象照进现实，想象本身也具有实践性。在《三体》里，曾经于18世纪后逐渐形成的强横的历史方向感无一例外被放逐了，这是一种跳出狭小的人类中心视野的观察，反倒提供了一种于人有益的总体性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体》提供了一种科幻思维参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当下青少年与前几代人相比可能是受现代科技影响最深刻的一代人，电视、电影、动漫、电子游戏、网络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背景。在这种语境中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受到的文学教育、审美熏陶、思维训练都与科技离不开关系。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思维和审美意识都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科技的改变，这种改变使得科幻文学获得了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发展可能性。夏茄、宝树、陈楸帆、陈弈潞、飞氘等新生代优秀科幻作家，融合了前卫、青春、时尚的要素，本身在科幻新浪潮中已经崭露头角，呈现了生机勃勃的创作态势。这些科幻文学与新媒体的结合，已经日益进入到一代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进程之中。

　　思想力、政治性、实践性，《三体》的多维度启示，也许能够为中国科幻的下一步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和思想动力。未来科幻文学进入到主流文学行列也并非不可能之事，进而言之，甚至可能重新改写“文学”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