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手记

　　从丽娃河到江南三部曲

　　□曹元勇

　　把丽娃河与“江南三部曲”摆在一起或许会让人感觉突兀，因为前者是一个地理概念，后者则是格非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但是对于曾经在华 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求学、生活过的很多人来说，丽娃河不只是一所大学的地标，而且是一些文学经验的代名词，标志着终生受益的一段文学时光。

　　文学的丽娃河最为闪耀的阶段，无疑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叶至90年代中期的那段时间。其时的丽娃河不仅见证了当年中国各种文学批评思潮的风 起云涌，也是很多先锋作家、前卫诗人像候鸟一样时常留下身影的地方。在80年代后期，先锋作家马原、苏童、余华、北村等人频繁出现在丽娃河畔，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当年的先锋小说家格非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80年代后期异军突起的先锋小说从文本形式上唤醒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本体意识，一时间怎么叙述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了叙述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先锋作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世界的神秘、虚无、偶然、不完整、不确定以及多重性等认知，对文学中流行的僵化而庸俗的 世界观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90年代中叶，我作为研究生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几个朋友聚到学校分给格非的一居室教工宿舍里，听他们高谈阔论卡夫卡、普鲁斯特、 伯格曼、勃拉姆斯等等。在那个阶段，我对先锋文学情有独钟，把艺术上是否先锋视为判断文学好坏的圭臬，认为只有先锋文学才是最为纯粹的汉语文学，只有先锋 创作才是对抗日益世俗化、庸俗化的现实的艺术创作。但是，像所有不会只为某个流派创作的优秀作家一样，格非他们一方面已经厌倦了先锋作家的标签，另一方面 也由于艺术与现实的疏离关系越来越严重，文学的现实意义成为他们在写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进入90年代以后，格非这批先锋作家开始在写作上纷纷转 向。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便是格非谋求转向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作为对现实问题的介入性写作，《欲望的旗帜》既是格非对先锋小说写作的一次告别，也是他对丽娃河畔的校园生活经验的一次总结。然而在这部小说之 后，格非出乎预料地陷入了长时间的精神困扰：急剧变化的现实问题、日益粗鄙的时代精神、市场经济导致的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文学环境，让他开始质疑和思考文学 写作的意义。这种状态，在他2000年离开丽娃河、北上清华园任教之后又延续了几年，直到2003年他动笔写作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才告一段 落。

　　经历了先锋写作时期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消化吸收，经历了《欲望的旗帜》直面现实经验和问题的初试牛刀，又经历了十余年对文学、社会、历史、知 识分子、艺术传统等问题的深度思考，格非不慌不忙、深思熟虑地花了9年左右时间写成了“江南三部曲”。重新回归小说创作的格非不仅对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洞察 更为犀利深刻，对文学的理解也愈发成熟自信。特别是对文学的思考让他意识到，中国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仅仅学习西方文学是不够的，更 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所以，从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开始，他一方面在小说结构上熟练运用从西方艺术中学到的音乐对位、赋格构成法， 另一方面则在叙事过程中充分继承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审美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让作品从语言到氛围充盈着隽永、唯美的中国古典气息。另外，三部曲的故事 背景分别对应辛亥时期、新中国初期以及当下时代，格非在写作方式上也采取了互有差别、最能表达时代精神与气息的叙事策略，比如第一部《人面桃花》的典雅、 第二部《山河入梦》的抒情和第三部《春尽江南》的粗粝。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经历，让格非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现实并不陌生；而久居高校任教的经验则让他的写作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批 判性思考。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显示了他直面10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重大难题的雄心和勇气。其中，第一部《人面桃花》将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官 宦小姐陆秀米的个人命运、隐秘情感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交织在一起。在那个社会发生大变格的年代里，拥有大同梦想的知识分子以为即将迎来世界的黎明，而其 实整个社会仍然在黑暗中苦苦摸索，天真的个体只能被周遭残酷的现实所吞噬。第二部《山河入梦》讲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长谭功达的桃花源蓝图在复杂而强大 的现实面前如何破灭，以及他和憧憬纯美情感的姚佩佩之间历经磨难、劫数难逃的爱情。最后一部《春尽江南》聚焦中国社会再度转型时期矛盾重重的现实问题和不 同阶层中的个体精神困局，其中的主人公已不再是胸怀改造社会、把个人命运与社会改造捆绑在一起的“革命家”，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个体，有为了个体和家 庭生活试图与社会搏击的个体，有躲避现实、冷眼旁观外部世界的个体，有为欲望而欲望的个体等等。三部曲围绕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三代人的思考与选 择，由小及大，由个人、家庭扩延至社会和历史，以极具张力的内在恢弘，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蜕变轨迹。

　　这边风景：既是原版又是新版

　　□朱燕玲

　　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茅奖设立以来，广东出版界首次获此殊荣。

　　王蒙与花城出版社的关系，与《花城》杂志紧密相关。作为“文革”后获得解放的作家，王蒙是《花城》创刊初期首批中坚作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 初，刚刚担任《花城》编辑部主任的田瑛结识王蒙，王蒙就徒步登上了没有电梯的九楼作客田瑛家，随后其中篇小说《蜘蛛》在《花城》杂志刊登。

　　从此，王蒙和花城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层面。2006年，《王蒙自传》三部曲交予花城出版社出版。作为著名的“右派”文人、曾经的文化部长、一直创作力旺盛的作家，“王蒙如是说”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好奇心。

　　2012年，田瑛赴京拜访王蒙，拿下了《这边风景》的整理稿。随后就发来了样章。无论站在杂志还是出书的角度考量，我意识到，这是难得一遇的特 殊文本。我当时看样章的时候，对其再现当年生活场景的细致、生动、逼真，给出了肯定的意见。我认为它可以看作是以文学笔法写的一部地方史志，而这个地方恰 是颇具神秘色彩的新疆伊犁——少数民族聚集地，时间是“文革”中后期。这两个因素的混合，或许会形成某种意外的效果。然而毕竟是尘封了30多年的旧作，而 且写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生活环境，它的风险是与现今的生活隔膜。

　　如果它是一部正常年代创作的作品，还可以让我们领略某个时代的地道民俗世相，但它却是诞生于非常年代，洋洋几十万言，它会不会充满政治口号、不 堪卒读？但单从样章看来，这些可能的因素并未成为障碍，也许是新疆那样一个地方远离政治中心，也许是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民自古有一套顺应天时的乐天生活逻 辑，而这逻辑影响了王蒙。我们看到，政治术语并未覆盖全部文本，它仅成为真实的背景存在，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哪怕它是政治运动下的日常。可 以说，它还原了一个原汁原味的70年代的新疆。即便王蒙的记忆力再强盛、即便他借助详细的笔记，若是今天再来写这同样的题材，绝无可能还原出这样的声色。 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三位责编意见基本一致。

　　出版社和股份公司领导对我们的审稿意见极为重视，立即进行了论证，并且很快作出了立项的决定。副总经理何祖敏亲自带队，率领花城社社长詹秀敏、 《花城》杂志主编田瑛等，专程赴京签约。进入编辑阶段时，我们聘请艾克拜尔·米吉提为民族宗教特邀编辑，聘请陈晓帆为特邀责编。这些都是为了对书中民族、 宗教、地理、历史、语言、民俗等方面有更权威可靠的把握。

　　智慧的王蒙当然也不会就这么原封不动地将原稿付梓。为了既保持原貌，又体现现在的立场，他在每一章的结尾，加了一小段“小说人语”，用典型的王 蒙语言，站在当下、俯瞰从前，对作品中的人、事进行评点。这既造成了一种抽离的美学效果，也对旧作给予了观念上的中和，起到了一种平衡作用。所以我们看到 的既是一个原版，也是一个新版。

　　编辑的过程非常紧张。作为重点图书操作，社长亲自抓，出版社在所有方面都开绿灯。要特别感谢的是陈晓帆，她在新疆长大，当时就和王蒙一家熟识， 又是极有专业精神的老编辑，不仅加班加点，帮我们解决了编辑上的诸多问题，还为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装帧设计师，如今我们看到的封面既有独特的新疆元 素，又雅致大气，具有现代性。王蒙老先生也极为认真，最后的几天，为确定封底宣传语，也是字字仔细推敲直至午夜。

　　首印10万册，我们既兴奋又紧张。签上“请付印”交付出版科后，我们如释重负。第二天，詹社长率领编辑、技编等一班人马，驱车前往新华印刷厂，进车间实地观摩印刷。宛如完成一个仪式。

　　2013年4月19日，第23届海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海南召开，《这边风景》举行新书首发式。王蒙携新书出现，现场读者涌动、热力高涨，同时， 莫言在海南书博会“读者大会”现场向读者们隆重推荐了王蒙的这部新作，他说：“我觉得王蒙在书中非常真实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他写的时候应该是满怀真 诚的。”

　　回顾做本书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本超常规操作的图书，老实说这实在需要一些胆识与魄力。它被寄予了厚望。所幸，它最终不负众望。

　　生命册：中原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

　　□张亚丽

　　有人说，如今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就像个职业经理人，策划组稿、竞争方案、成本核算、文案编辑、设计包装、部门协调、宣传营销等等都要负责，要做出 来一本书，常常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其繁杂辛苦、琐碎啰嗦非外人明了，长年做编辑难免疲惫生惰心。算起来，我做文学编辑也有20年了，虽然其间也有不少烦 恼和遗憾，但我好像还没做够，不曾生厌。我想个中原因是这个职业充满的挑战和活力颇契我性：总能遇到各式各样的作家，与一个个思想丰富、才华出众、性格迥 异的作家交流碰撞，不仅新鲜有趣，更使人成长进步；而每每看到自己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处打造出炉的图书或精彩或遗憾，那种喜悦或沮丧则更是难以言表。

　　与李佩甫的合作就促使我思考成长了不少。他外表低调内敛，内里敏感警醒，对文学充满执著，追求一种写作上的极致。在这次获奖前，他并不大红大 紫，我想这和他不喜在媒体前亮相有关。但他是一个实力派的作家，文学界很多人都很认可他。我读过他的《红蚂蚱绿蚂蚱》，还有他著名的长篇小说《羊的门》， 知道他对中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作为同乡的我曾有兴趣向他请教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知识和理解，他的解答一如他的为人，平和、深刻、冷静。 他说，中原就是中国的缩影，中原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他对生活其中的平原大地有着独特的情怀，“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熟悉的领域，而我最熟悉的领域就是平 原。”他要在这块领地上深深地挖口井，探寻更深的东西。我希望他将对平原的研究、认识写出长篇交由作家社出版。他正有这样的写作计划，要“把几十年整个对 平原的认识都砸进去”，就愉快地答应了。有一次，他还透露说已经起了书名——《生命册》。我当时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切近平原，有一种土壤、背景、 历史的感觉，更有一种众生命运的哲学况味，市场感也好。我禁不住有一种好兆头的暗喜，这在我的约稿经验中是不多的，一般而言总免不了要和作者讨论修改书 名。

　　不过这本书一开始的合作并不顺利，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总也不见书影，我十天半月就打一次电话催他，可他总说找不到感觉，没写好。大概在 2007年、2008年，他已经写了七八万字，当我高兴地要拿来看时他又说不满意，废掉了。后来禁不住我的催促，他写了另一部稿子，约我和出版社的一位领 导去看，他说不是很满意，但觉得我着急就先拿给我们看。我们看后越发觉得李佩甫是一个功夫扎实、有深厚潜力的作家，他真正的水平还没有彻底表现出来。凭我 们前期的交流，《生命册》一定会是部力作，值得我们等待。从这件事后，我开始慢慢悟到对待不同的作家要用不同的约稿方式，每个人个性不同，写作的状况也不 同，有些人必须要给他充足的空间和宽松的氛围，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会很较劲，所谓“慢工出细活”。理解了这些，除了偶尔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我不再紧催 慢催了，只是耐心等候。

　　2011年9月，李佩甫终于交来书稿。稿件整齐干净，经过反复打磨的文字充满质感，冷峻讲究，很少错漏。他就是这样一类作家，严谨细致，字斟句 酌，约稿的时候可能费点劲儿，要耐心再耐心，等待再等待，但编稿的时候可省了不少力气。他说，我为这部稿子准备了50年，写作了五六年。这几年稿子写了 废、废了写，实在写不下去了就回家乡找感觉。“光开头就写了一年多。必须找到开笔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的语言方向、叙述情绪……写好的时候和写痛的时 候，都有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我们如获至宝，这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遇的厚实作品，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描述了众多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 讲述了一个背负土地的知识者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心灵挣扎。有评论家说，“把生命处在困窘中的屈辱和痛楚写得冷峻准确，有一种刻进骨子里的硬实”。

　　稿子进入出版社流程后，从社领导、终审到出版、发行，全社上下都很重视，2012年初的图书订货会上，《生命册》首次隆重亮相。可以说，《生命 册》不仅是作家出版社这一年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全国也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该书出版后不断获得各种奖项，也体现了业界对李佩甫多年默默耕耘的心血之作 的充分认可。

　　“内省”一直是李佩甫创作中的追求。他说，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数十年人生路的回视，其实，毋宁说这是对中国当代社会急遽变化的背景下 民心和民性的检视。几十年沧海桑田，社会在发展，人性也在发生着畸变，正像《生命册》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无可避免地被时代裹挟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样，我们 很多人的生命也在最初的纯粹与澄明中逐渐呈现出驳杂和混沌。让我们收拾心绪，不忘初心，跟随作家的笔迹，将快速前进的步伐慢下来、停下来，回眸过往，反思 曾经，等等灵魂。

　　繁花：“扎劲扎支”的上海城市小说

　　□郑  理

　　初识金宇澄是在2006年10月。在和老金相识的同时，我社其实一直在物色一个能够为上海、上海文学代言的作家，以及一部真正体现上海的文学作 品。因为我们很清楚，当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作家对于农村的描写已经达到极致；作家今后比拼的将是城市生活的经验和表达，而怎样书写 上海将是上海作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我冥冥中觉得，中国城市文学的力作，描写上海是捷径，是正面强突，上海作家应该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首选。

　　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以及沪语在长时间的压抑之后，随着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突然爆发而兴起，一种关于城市文化、方言写作的暗流也在涌动，金宇澄《繁花》的出笼恰好身逢其时。

　　2012年7月，蒋一谈来沪，席间说起金宇澄和他的《繁花》，蒋一谈说他看了初稿非常佩服，并提议把金宇澄请来共进晚餐，我完全赞同。这次见面 为后面的合作打下了伏笔。筵席之间相谈甚欢，散席时老金拿出部分《繁花》的打印稿给我们；这是我和《繁花》的第一次接触，不过老实说，因为老金只提供了一 小部分打印稿，所以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又过了一阵，陈征社长打来电话说《收获》的钟红明向他推荐金宇澄的《繁花》，嘱我和钟红明联系一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电话打得恰到好处。钟红明在电话里向我详述《繁花》的种种好处，说到激动处非常兴奋，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感觉到我可能会错过一个佳作。

　　我几乎立刻就给老金打了电话，盯着老金马上把全稿发我一看。审稿后第一印象是，上海特色、上海方言的运用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但是作者的叙述 语言又完全没有隔涩感，北方的读者完全可以读懂，没有阅读上的障碍。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恰可用上海话概括：扎劲扎支。“扎劲”是基于小说叙述的节奏感和阅读 的快感，“扎支”是针对小说中呈现的关于上海地域、记忆的丰盈鲜活的种种细节。

　　作者在叙述上采取类似话本的言说方式，三言两语的短句，很考验写作功力，也考验读者耐心，同时又十分好读，读之津津有味。这种短句的密集使用， 既保有上海方言的味道，也使语言具有韵律和节奏感。作品中写人物也颇见功力，采用类似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白描手法，三言两语就把人物勾勒出来，特别是对小 说中各色女子的形态、服饰的描写，作者处理上各不相同，恰到好处。总之，这确实是一部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它和现在的小说很不一样。当时我虽不 敢确定这个作品日后肯定会畅销，但我很确定它定会受到普通市民读者的欢迎。抢在《收获》增刊发表前，我社火速与老金签约。

　　接下来，《繁花》的主要工作就在设计制作上。《繁花》之为“繁花”，姹紫嫣红，已经很热闹了，所以在封面装帧设计上我们就要反向而行，力求简 洁、朴素、大气，但又要不失庄重典雅，为此我们选择了一种淡蓝底色、有触摸感的艺术纸来作封面用纸，书名的字体选择了类似古体字构架的样式，并采取烫黑的 工艺予以烘托，以形成一种繁与简、静与闹的对比效果。

　　鉴于《繁花》的字数有35万字，我们选择用16开的大开本，排版上也追求一种疏朗有致的效果。另外，因为字数比较多，我觉得在章节之间适当插入 一些插图，可以供读者在阅读中稍作停顿，有透气感，于是我就想到了老金在《收获》发表作品时收入的四幅插图。我提议老金在现有基础上再多画一些，最好能画 20幅，正可以分散到各个章节，也就是现在成书中的样子。这些插图中既有城市的地理，也有城市的记忆，承载了丰富的时代变迁的信息，完全是用感性具象的方 式和小说的文字互补，成为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金对自己的文字几乎有一种洁癖，差不多每一次交给我稿件，上面都密密麻麻地做了修改的标记，他自述对《繁花》始终有抑制不住的修改的冲动，欲罢不能。碰到这样严谨的作家，我十分敬佩。我的编辑工作也是尽量和老金配合好，把文本做得尽善尽美，不留遗憾。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繁花》自2013年3月出版至今，大约两年多时间，已经第21次印刷；目前，平装本、精装本累计印数已经达到30多万册。作为一部纯文学作品能够取得如此业绩，这是近年来少见的。身为《繁花》责编，我备感荣耀。

　　黄雀记：“我知道，他跑不了”

　　□张懿翎

　　当小说编辑二三十年，其实就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不能说不喜欢，也编过一些，但和作家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时还 年轻，可以几天几夜、没日没夜地谈一个构思，直到精疲力竭，嘴上起泡，两眼发直。经常为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吵架，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也许有点这样的 执著，让这些同样执著的作家们产生了信任感，总算愿意把他们的作品交到我手里。开始我是得意于总算完成了出版社交代的任务，后来渐渐发现，我和小说有一种 说不出道不白的缘分。于是，就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小说编辑上了。我觉得，还是小说有意思。

　　这些年，编过的小说多，得奖的小说也多，各种奖项都有。那时，心气很高，发誓要让所有我编过的小说都能得到社会反响，都能得奖。所以，每当得知 我当责任编辑的小说得了奖，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快乐极了。有时，我觉得比得奖作家本人还高兴。其实，我也知道有点犯傻。也许，就是这种有点犯傻的心态， 也让我不断得到作家们的支持，不断能组到一些好稿子。

　　坦率地说，和作家们谈小说多了，琢磨小说多了，自己也会有不少心得，对小说的本性和品质也会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度，我自己也尝试写一些小说，自 我感觉不错，反映也不错。评论家朋友们说，我的艺术感觉是可以写出优秀小说的。但这最终并没有支持我把小说写下去，成为一个小说家，反而使我更坚定地做好 一个小说编辑，更加有效地帮助那些我非常看好的作家，支持他们写出最优秀的作品来。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才能，并不在于是否能写出好小说，而在于，能够发现 最好的作家，能编出最好的作品。一个构思，也许非常粗放，但在某一点上，突然让我的心“怦怦”跳几下，我就知道，好小说的坯子出来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得到一部好小说，屡试不爽。小说编多了，就长这点本事。

　　苏童是我多年以前就看好的小说家，非常喜欢他的小说，不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他和我很熟，是好朋友。但在此之前，我从没向他组过稿。他被很多 出版社追着，实在忙不过来。我想，让他先这么忙着吧。直到有一天，在一个聚会上再次见面，我已经知道他正在创作一部新长篇。我对他说，我来当责编吧。他说 好。很快，我就读到了这部稿子。心突然又“怦怦”跳了。我知道，他跑不了。

　　出版社开选题会时，总编辑问，苏童的小说怎么样？我说，他跑不了。总编辑说，别让他跑了。事实上，我是在说，这部作品得国家奖，是跑不了的。总编辑是在说，这样的一部优秀作品，到了我们手里，决不能跑。

　　不过，这部小说终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反而没有过去那样兴奋。那几天，身体不适，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渴望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也许，我是全出版社 最后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甚至可能是在那个令苏童的朋友们最高兴的时间段里，最后一个祝贺他的。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优秀作品得到国家的褒奖，一点儿也不意 外。

　　鲁迅说阿Q：撑船便撑船，樁米便樁米。我也是阿Q：做编辑便做编辑。心里总还有一丝念想，哪天又碰上能“怦怦”心跳的，他一定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