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越走越远的秦岭

　　我读小说会谨慎选择，不光因为时间和精力。我看重优秀小说传递的文学精神、社会价值和反思方式。这些比小说技术更要来得不易，也是不能轻易学来的。中外经典小说的经验提醒我们，好小说好在哪里。

　　6年前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秦岭小说研讨会上，有人认为秦岭小说的贡献首先在于提供了许多有认识价值的元素，这是个不低的评价，仅这一点，已经说明了秦岭小说的品质。大约在10年前，我曾经给秦岭的小说集《绣花鞋垫》写过序，吸引我的是小说中那种既新鲜又沧桑的异质气息。我所指的新鲜，是因为他切入问题的方式与众不同；我所指的沧桑，是因为小说里有对历史和世事的洞察。秦岭这个年轻人非常清醒，清醒到他中学时期的文章早早被选入小学课本依然不惊不咋。他明白自己该与中外小说的经验和方法比照什么，同时又不会被某一阶段的流行和媚俗所左右，他善于用历史眼光判断现实，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中国乡村的感受，他笔下的乡村由于与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的关联性而笼罩着一种精神气场。近年来，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皇粮钟》等几本书，发表了《借命时代的家乡》《杀威棒》《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弃婴》等一批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他稳中求变，又有坚守。说秦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思想型小说家，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读《杀威棒》和《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我发现秦岭已经不是10年前的那个秦岭了，他思想飞翔的半径以及考察世事的范围辽远了许多，技术和语言也愈发变得圆熟老到了。明显的是，10年前那种信马由缰的叙事风格，如今多了几分节制和对品相的把握。《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中，西部干旱地区一位怀孕的女人和一个同样怀孕的狐狸本是死敌冤家，为了一口水，人(狐)性的默契与回归在那个上午变为万物生存秘籍的永恒，构思之巧妙，令人叫绝。《杀威棒》中，遭受时代愚弄的民办教师用教鞭泄愤抽打知青子弟，让我们听到了中国农民在荒谬时代的真正发声。稍有判断力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是秦岭给知青文学提供的另一副面孔。终于，我们在以知青为反思主体的程式化的知青文学中，迟到地、惊异地感受到了农民和农民式的愤怒。其反思历史之深刻，独树一帜。《碰瓷儿》是我视野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津味儿”小说，也是秦岭惟一以天津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一篇小说。那些天津卫用自己的肉体与汽车“刮擦”讹诈钱财的背后，是物质时代权力、金钱、道德、灵魂的倾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明暗光线相互交织、反衬下的繁华大都市真实而客观的一个投影，再说远一点，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物质时代都市人际生态的一个缩影。《心震》是一篇汶川地震题材的中篇小说。秦岭的高妙之处在于，他为灾难来临前的每个人竖立了人性的界碑，在这块谁也见不到的界碑上，留下了让我们震撼的、触目惊心的灵魂景象。当年，秦岭的另一部中篇《透明的废墟》曾被认为是“第一部成功表现汶川地震的小说”，到了《心震》，他把人性的真皮、画皮一起撕开，灵魂无处可逃。记得有次秦岭聊起小说与灾难的关系，认为“审视灾难不在于岁月沉淀的长短，而在于是否有历史观”。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灾难不计其数，可是，几百年过后，一百年过后，几十年过后，我们的作家们又是怎样的态度呢？文学史里的空白有多大，答案就有多大。

　　如今有一种现象其实是很奇怪的。人们论创作，似乎都在讲靠近现实、立足当下，却忽视了最终将被历史一网打尽的宿命和教训。姑且不提短短几十年内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一浪湮灭一浪的怪相，即便是近十几年、近几年的文坛，也在标新立异轮番打擂，而所谓的杀手锏，多是社会现象的描摹和情绪的宣泄，筋疲力尽之后，又不得不横向西方前沿、纵向中国百年前寻找文学的真经。秦岭可贵的一点，就是不买这笔糊涂账，他的《借命时代的家乡》是一篇将历史和现实链接得严丝合缝的小说佳作，也是一篇在追风流俗的时代容易被误读、被低估、被断章取义的小说。小说讲述了改革开放时代西部干旱地区的农村青年董建泉与市场、权力、婚姻、家庭、传统伦理既抗争又妥协的悲壮而复杂的心灵史。在主人公身上，我们能隐隐看到《创业史》《人生》中梁生宝、高加林的影子，但本质上又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复杂的农民形象。作者巧妙地跳出认识历史的局限，在物欲世界与传统宗族观念交锋的巅峰上，把人物的历史背影投放得很远，有历史的追溯感。只要我们承认现实的复杂性，承认这个时代农民活着的难度，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说里，灵魂的救赎感人肺腑，历史的反思直指大地。我们看到的农民，既是时代的农民，也是历史的农民。

　　秦岭已经有自己的经验和方法了。他对现实的关注，与一般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在他看来，关注好了，现实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关注不好，现实便是一张过时的黄历。对历史负责的作家，其作品在现实中不一定人人认可，但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之后，却能够留下来。从维熙把《皇粮钟》比作“一个时代的刻度盘，一个历史的记载”。他对秦岭的判断，我是认同的。

　　作家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当我们以文学的名义仰视作家的时候，别忘了作家这个名号也许只是一个副产品。中国历代的文学经典，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所谓职业作家写出来的。有一年，在北京，来访的欧洲某国学者告诉我：“好作家是可以成为社会代言人的，但在你们有些作家的嘴里，谈文学天花乱坠，谈到社会就语无伦次，好像作家与社会无关似的。”我当即搬出了秦岭。那天下午，大家在感受了秦岭的《杀威棒》和《摸蛋的男孩》之后，立即与秦岭一起进入了深层次的社会话题。最终的结论顺理成章地由社会回归到了文学：秦岭，是个懂小说的中国作家。

　　秦岭还有可贵的一点，就是能够像直面社会一样直面自己，他不断地在检讨自己，否定过去，常常为浪费题材或写坏某部小说而痛心疾首。我认为，这是成熟作家的良好心态。对一个时时不忘反思历史的作家来说，只有先反思自己，写作的账目就不会糊涂。在这一点上，秦岭是明智的。

　　秦岭在走属于自己的路，而且越走越远了。我对他的关注，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