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茅奖，用文学去影响社会人心

　　上个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在北京揭晓，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 《黄雀记》等5部长篇小说获得该项殊荣。奖项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那么，对于最终获奖的这这五部作品，它们有究竟何过人之处？而茅奖及茅 奖作品，与广大爱好文学的普通读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对此，光明网记者采访到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川鄂，请他对茅奖获 奖作品及评奖标准做出进行解读。

　　五部获奖作各有所长，代表近年我国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

　　从252部入围作品到最终的五部，应该说有一个综合考量的过程。总体说来，这五部作品的确代表了近四年来我国长篇小说一个很高的成就。格非的 《江南三部曲》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在展现宏大叙事、百年历史方面，大多数中国作家擅长从伦理的、社会的、外部的大型历史事件来展开，而《江南 三部曲》则更侧重于从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深处来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革命史，知识分子心灵的历史，在这一点上非常突出。另外一点，以三部曲中的《人面 桃花》为例，在故事的主人公，陆氏家族三代人中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始终致力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与实践，对平等、自由、社会幸福、人 性复苏等相关精神要素都有一种现代的审视眼光。

　　王蒙的《这边风景》创作于70年代，2001年出版，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作品，这也是它吸引众多读者兴趣的一个新闻点。此次参选，看得出它还是做 出了明显的修订，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力图减弱、淡化七十年代的文学思维及表达方式的印记，二是在每章结尾增加了“小说人语”的部分，即对当年的写作做 了一个今天的评判。作品在表现多民族生活的丰富性、真实性、鲜活性方面极为突出，这也是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

　　李佩甫的《生命册》，单章写都市，双章写乡村，以一个乡村走出的都市人为纽带展开创作，增强了表现时代方面的力度和厚度。中国作家普遍擅长写乡村，而不太擅长写都市，而这部作品在在描写人物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变化方面，同样极具分量。

　　金宇澄的《繁花》，可能是当前在评论家及读者当中，认知度最高的一部作品。它既写吴地，又写历史现实，尤其着重展现了“红色时代”60年代及纷繁复杂的90年代。两种时空交替十分自然，展现了一种精细的上海市井生活面貌。

　　苏童的《黄雀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出色的语言能力。在我个人看来，就语言能力来说，《黄雀记》可能是五部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它既延续了苏童 轻柔、细腻的一贯风格，又带了一种戏谑和调侃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过去时代意蕴的渲染，对当今生活的审视，以及对灵魂的探寻。

　　白璧微瑕，五部佳作均有遗憾之笔

　　前面也说过，这五部作品都是近年来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在我看来也都不无缺憾。《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都有较大差异，但他们的 对话语言却存在雷同。另外，三部作品的质量也并非不完全整齐，尤其是描写当下的第三部《春尽江南》，应该说相对要弱于前两部，这实际也是包括莫言、余华在 内，许多当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写过去文采飞扬，写现在则笔力混乱，价值游离。

　　正如前面所说，王蒙的《这边风景》在力图减化七十年代的文学印记，尽管如此，其中仍有大量“残留”。这也是文化界和某些评论家一直对这部作品有所诟病的原因。

　　许多评委都注意到，在李佩甫的《生命册》中，在关于大学体制、关于90年代商海的细节上，考究不够细致，缺乏推敲，细节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

　　再说金宇澄的《繁花》，其功力之深厚，描写之从容，值得反复回味。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内容过于琐碎，而且，由于它是由吴方言创作而成，可能会使其流失掉一些对这种方言的人不熟悉、不习惯的读者。

　　苏童的《黄雀记》，贯穿始终也就是决定能否支撑起整部作品的核心细节，就是一桩强奸案，我认为作品对这一情节铺垫不够，有一种过于人为支撑起来的痕迹，反而淡化了这一核心细节。

　　吴语写《繁花》引争议，方言创作仍需“三思而后行”

　　应该说，在本次获奖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出现了《繁花》这一非普通话创作的小说荣获奖项，这也引发了各界人士对于如何看待方言创作的讨 论。仅就《繁花》而言，包括雷达、王春林、李敬泽等人在内，北方的评论家对这一作品总体来说还是多持肯定态度，评价其为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及最好的城市小 说之一。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一座城的历史变迁被娓娓道来，应该说得到了《红楼梦》的精髓。然而，正如我上面谈到，使用吴语作为其创作语言，这也成为了《繁 花》的一大争议。

　　最近十几年来，方言写作应该说也成为一个热点，这是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这一现象与今天的文化语境是密切相关的。今天的文化语境重 视传统，而重视传统就必然会重视形成传统的地域文化，这些要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文学趣味与文学表达，这是其一。其二，对于许多人而言，不管日后交 际是否使用普通话，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方言，这种烙印也会在其思维及阅读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也就造成对一些作家而言，在其创作过程 中，使用普通话也许会有隔阂感，而方言可能会更直观地表达他们心中所想。

　　然而，方言写作能否完全进入文学作品，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用方言创作，又究竟是否真的能够接近其文学的本质，还是仅仅为一种语言的简单嫁 接，这是一个需要更深层次思考的问题。方言不一定都等于民间立场，不一定都是表现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灵丹妙药。因此我说，虽然金宇澄的《繁花》在重现吴 语魅力方面很成功，也在表现上海这一地域对象方面有其吻合性，但我仍然不提倡作家蜂拥而上地进行方言写作，片面展示方言，有可能会造就作家一种狭隘的地域 性眼光，进而影响关于人类共同性命题的一些表达。

　　文学作品的最高社会效应是影响整个世道人心

　　距离茅奖尘埃落定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我们看到，在许多线上线下的书城，这几部获奖作品均销量可观，甚至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货情况。这种现 象应该说早由来已久。作家获奖赢得荣耀，社会热度自然会随之升温。此前，就在莫言刚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短短几天内，许多出版社纷纷对其书籍进行了几千册 的加印，原本销量冷清的莫言小说一时间炙手可热。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很大，那么相对的，其中爱好文学的人也比较多。应该说，真正的文学爱好者还是会偏好阅读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是 一种综合性重文体，其内容的丰富、人物的饱满、语言的张力以及思想情感的喷薄，都是其他文体所难以匹敌的。对于那些真正爱好文学、理解文学的读者而言，长 篇小说也比任何一种其他文体更能满足他们对于情节、文字、社会历史环境等全方位的阅读需求。然而当前长篇小说作品数目繁多，质量也参差不齐，文学爱好者该 如何从中择优阅读，他们也希望有更权威的指导。因此，如果一部作品被类似茅奖这样有口碑的文学机构所认可，它必然会在读者中得到更多青睐，这也可以说是某 种意义上的“明星效应”。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另一个事实则是，评奖过去一段时间之后，读者对这些作品的购买热潮也开始减退。尽管类似莫言这样的获奖作家作品，相 较于其他作家的书籍仍算畅销，但总体来说仍然在日趋平淡。由此看见，作家创作文学、参与社会精神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而在此过程中，获奖所带来的刺 激、激励作用只是短时间的。

　　应该说，一部作品能够荣获茅奖这样分量的奖项，所获得的不仅是奖金和荣誉，还会产生很多后续的很多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比如当下，茅奖获奖作 品纷纷改编、“触电”，能够同时扩大文学及电影电视的影响力，应该说本身是能够实现双赢的。然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在当前这样一个娱乐化、高科技化的电影 电视时代，截至目前，在众多茅奖获奖作品翻拍的影视剧作中，还没有任何一部能够既叫好又叫座。毕竟，茅奖只是一种纯文学类的考量，一旦改变成影视，某些作 品的题材及故事并不一定能满足观众的审美心理。

　　谈到一部作品最好的社会价值和效应，我认为是能够用文学去影响世道人心，提高国民的文学素养与文明程度，形成一种爱读书、多读文学作品的社会氛 围，通过这些名家名作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人的生命中是否有文学，其生命质量是不一样的。文学是通达美丽人生的重要桥梁，如果每次评奖，都能使文学在社会 上、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有所提升，我认为这就是茅奖及茅奖获奖作品的最难能可贵之处。

　　(光明网记者张心怡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