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伊·山多尔：匈牙利民族精神的哺育者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 精神的哺育者”。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骑士，用凯尔泰斯 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马洛伊·山多尔不仅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还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 者、省思者和孤独斗士。他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无论是作品还是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出身于“市民家庭”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当时还是奥匈帝国时期。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是当地的名门望族。18世纪末，由于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予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和“拉德瓦尼”。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位知识女性，出嫁前曾做过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是著名律师。马洛伊的父母共生了5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弟弟盖佐用“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著名电影导演。

　　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的亲身经历 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 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没落贵族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 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有很高的文艺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马洛伊倔强、自信且早慧，不但掌握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天赋。1916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同年，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在流浪中思考、写作

　　1918年1月，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不久，一战爆发，马洛伊搬到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 一年后就转入人文学系，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称赞马洛伊“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此 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 再写诗了”。

　　一战结束后，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为了远离血腥和彻底逃离家庭，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年10月，他先后去了德国莱比 锡、法兰克福和柏林，实现了记者梦。年仅20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 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考绍的报纸投稿。他说，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 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在德期间，与其说是留学，不如说是流浪，马洛伊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世界走、看、听、写和思考。

　　在德国期间，自由、动荡、多彩的生活使马洛伊重燃写诗的热情。192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出版。同年，他还翻译并在杂志上发表了 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马洛伊承认，卡夫卡是在文学精神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

　　1923年，马洛伊与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在布达佩斯结婚，随后两人移居巴黎，住了6年。作为记者，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巴 黎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屠杀》在维也纳问世，同时他还完成了游记《跟随上帝的足迹》。最重要的是，他读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对马洛伊写作 《一个市民的自白》影响至深，评论家常将他俩相提并论。

　　1928-1948：创作的黄金二十年

　　“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 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1928年春，马洛伊回到布达佩斯。

　　一方面，马洛伊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我在家乡能够做什 么呢”；另一方面，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了解与生俱来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他离开家 乡，是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乡，则是为了成为自己。

　　而此时的匈牙利因为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四分五裂；考绍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留在布达佩斯，成为《佩斯新闻报》的记者。

　　1928年，马洛伊出版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青春小说《反叛者》问世，开启了马洛伊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讲述一 群青春期少年以乌托邦式的挑战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的出版成为 欧洲文坛的重要事件。小说于1930年被译成法语，大作家纪德读后，兴奋地致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则亲自撰写评 论。

　　1934年至1935年，马洛伊完成了代表作——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上下两部，作品时间跨越世纪，空间纵横欧陆。小说的第一部讲述了 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长史，他用工笔手法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市民阶层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家族传统、人际关系、审美趣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风 俗，刻画之详细，如同摄像机的慢镜头。书中上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个性和命运。从文学水准看，该书毫不逊色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 一家》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在第二部，马洛伊不仅讲述了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还勾勒出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各地人文历史 宛然在目，人物呼之欲出，可谓时代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篇幅记录了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史，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 度之坦诚，在自传作品中都很少见。

　　正是因为坦诚，马洛伊的一位神父教师和亲戚对书中披露的细节感到不满，马洛伊被迫删掉了对天主教寄宿学校中男孩们暧昧情色生活的描述和几位亲戚的家庭秘闻。之后近80年里，读者只能看到删节后的《一个市民的自白》，即将出版的中文简体版也是依据删节本翻译的。

　　马洛伊小说的黄金时代持续了20年，直到他1948年离开祖国。在当时的匈牙利文坛，成就和声誉无人比肩。同时代的诗人尤若夫·阿蒂拉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1942年问世的《烛烬》是马洛伊语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动人、情感最深沉、风格最强烈的一部长篇。故事讲述两位老友多年后重逢，彻夜长谈，追 忆久远的过去，一个成了审判者，另一个成了被审判者。马洛伊不仅讲故事，还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他 通过两位老人的对话告诉读者，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1998年，《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随后英文 版、德文版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地区也于2006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中文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烛烬》是马洛伊作品中翻译语种最 多、读者最熟悉、市场最畅销的一部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

　　《真爱》是一部婚姻小说，通过妻子和丈夫先后两段长长的自白，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视角、修养和感受讲述了一个失败的婚姻。两人都以自己的生 活经验判断对方，都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段婚姻。按照马洛伊的观念，因为与生俱来的修养差别和阶层烙印，这个婚姻注定会失败。《草叶集》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 散文集，谈人生，谈品德，谈理想，谈哲学，谈情感，为那些处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指点迷津。作者在1943年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读了《草叶 集》，频频点头，就像一位读者对它表示肯定。这本书比我要更睿智、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许多。是的，是的，必须要活着，体验，为生 命与死亡做准备。”

　　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会比常人更多一层忧患。在新一场战争临近的阴霾下，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沉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桀骜不 驯的个性，以及犀利的语言和独立的人格，使他在乱世之中从不动摇意志，不依附任何势力，不被任何思想冲昏头脑，他与左翼的激进、暴力保持距离，对右翼的危 险也时刻充满警惕，因此无论哪派都视他为“难斗的天敌”。1930年代初，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托马斯·曼于1930年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受到 希特勒迫害。马洛伊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遭到本国民粹主义者的憎恨。1935年，马洛伊与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 定了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

　　1934年，马洛伊的父亲去世，使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独，在悲痛中写了一首诗《父亲》。1939年，马洛伊的儿子克利斯托夫在出生几星期后不幸死于内出血。葬礼之后，马洛伊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下诗歌《一个婴儿之死》。

　　二战爆发后，马洛伊十分悲愤，在《佩斯新闻报》发表题为《告别》的文章：“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 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写下：“耻辱地活 着！耻辱地在白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3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 达佩斯郊外避难。这一年，他没有写出新作品。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而他无法在家乡被割让、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玩偶，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 会表示抗议。马洛伊的抗拒性沉默以及他与主流文学保持的距离，使他最终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年，马洛伊离开了故乡，至死都没有再回去。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就打压噤声……不过，马洛伊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令无论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去读。

　　决绝和孤独的流亡

　　马洛伊夫妇先前往瑞士，后移居意大利那不勒斯。1949年，马洛伊完成了《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他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 1972年才正式出版。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 默。”

　　1952年，马洛伊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发表的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 牙利诗歌的杰作。1957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年移居意大利萨莱诺。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还邀请作家回国。但 马洛伊表示只要家乡还不自由，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年底他们返回美国，在圣地亚哥度过晚年。

　　20世纪，很多欧洲文人过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谁流亡得像马洛伊这样决绝和孤独，马洛伊代表的高尚文化已成为历史，他坚持沉默，捍卫自己坚守的 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与政治和流行为伍，但他一生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不为西方的市场写作。流亡期间，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圣热内罗的血》《卡努杜斯 的审判》《在罗马发生了什么》《土地，土地……！》《强壮剂》《尤迪特……和尾声》《三十枚银币》《青春集》，诗集《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先生》《海豚回 首》，戏剧《约伯……和他的书》以及1945年至1985年的《日记》。

　　《尤迪特……和尾声》是《真爱》的续篇，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将40年前写的故事延伸到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及革命消灭的“市民文化” 唱挽歌。书中有作者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和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惟一续写的小说，作者去世后，《真爱》和 《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1989年2月21日，马洛伊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生命。正如作家曾写到的：“所有的一切慢慢变成了回忆。风景、开放的空间、我行走 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启示。所有的一切都讲述着这条遭到损毁、已然流逝、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挂着无可挽回的、残酷的美丽。也许，我还 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维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

　　就在马洛伊离世的秋天，东欧剧变，从1990年开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政府追授他“科舒特奖章”，这是匈牙利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一 奖章颁发给死者。匈牙利还设立马洛伊文学奖，获奖者包括继承了他精神衣钵的凯尔泰斯。作家的遗稿也陆续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20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 《日记》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解放》，以及他的书信集和早年创作的小说集。

　　正如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所言：“假如，有过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的作家，那么毫无疑 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