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得主吉姆·克雷斯《丰收》：“克雷斯幻境”中的现实关怀

吉姆·克雷斯

《丰收》英文版

《后续的一切》 　《隔离》　　　《传染病屋》　　《往生情书》　

　　用“拿奖拿到手软”来形容当代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Jim Crace, 1946-)，一点都不为过。长篇小说处女作《大陆》(Continent)1986年出版后，一举囊括年度惠特布莱德处女作奖、大卫·海厄姆小说奖和 《卫报》小说奖。之后克雷斯保持优质高产的势头，创作了《石器礼物》(The Gift of Stones，1988)、《阿卡狄亚》(Arcadia，1992)、《遇险信号》(Signals of Distress，1994)、《隔离》(Quarantine，1997)、《往生情书》(Being Dead，1999)、《魔鬼的食品柜》(The Devil’s Larder，2001)、《创世纪》(Genesis，2003)、《传染病屋》(The Pesthouse，2007)、《后续的一切》(All That Follows，2010)和《丰收》(Harvest，2013)等10部长篇小说，赢得了10多个奖项，其中《往生情书》夺得美国书评家协会奖，《隔 离》和《丰收》分别闯入布克奖终选名单。《丰收》虽与布克奖再次抱憾擦肩，却也斩获了2013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2014年温德汉姆-坎贝尔 文学奖和今年6月揭晓的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作为克雷斯的最新作品，《丰收》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精心打造了“克雷斯幻境”以微妙传递现实关怀， 所不同的是，这部“寓言小说”是以圈地运动为时代坐标反观现实世界。

　　一位立志成为“严肃政治作家”的“寓言作家”

　　克雷斯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父亲12岁辍学，婚后开始自学，在他的带动下家里形成了好读书、亲艺术的氛围。父亲发现克雷斯有编故事的天赋，便送 了他一本《罗杰斯同义词词典》，鼓励他成为一名作家。克雷斯成长于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社区，父亲是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这个成长环境对他的文 字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克雷斯立志成为严肃的政治新闻记者或约翰·斯坦贝克、乔治·奥威尔那样的严肃政治作家，但他的首选始终是前者，原因在于他无法摆 脱小说乃“资产阶级专属品”的观念，同时认定做新闻记者是“一种政治行为”，能改变读者的思想。故而当他在《新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安妮，加州 盘子》(Annie, California Plates，1974)，两种机会接踵而至时，克雷斯选择成为多家报刊杂志的专题报道记者。直到为《星期日泰晤士报》采写的新闻稿件因“政治干预”被弃 用，克雷斯才尝试创作一部曾经梦想的“现实主义政治小说”，此时他已年近四十。但在创作过程中，克雷斯绞尽脑汁，竟然难以下笔，一筹莫展之际，他读到了加 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恶时辰》等作品，产生强烈的共鸣，受其启发转而创作长篇小说《大陆》，出版后深受好评，赢得众多奖项。从此，克雷斯认定自己更适合 做一位寓言作家，放下现实主义路线，遁入了评论家所称的“克雷斯幻境”(Craceland)。

　　概括来说，“克雷斯幻境”有以下特点：一、故事背景远离现实，且几乎不出现具体的时间和真实的地名；二、故事情节不涉及真人真事；三、说教的功 能由书中人物完成，作家决不直抒胸臆；四、书中立场往往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克雷斯曾解释说他视小说创作为嬉戏，带给他的是一种想象力自由驰骋的快乐。仔 细分析，克雷斯的解释亦真亦假。很难说他的创作风格定位与曾经的“政治干预”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关系，但虚构和寓言的外衣足以保障他的创作自由；与此同 时，他不可能完全抛却初心，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现实，甚至不可能完全抛却现实主义的考量。所以他的创作初衷往往包裹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只是这种关怀从真实的 此时此地移置到了虚幻的彼时彼地。比如《大陆》旨在探讨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却虚构了一个新的大陆作为故事发生地点；《石器礼物》意图反映经济萧 条、撒切尔主义和工业全球化给工业城市伯明翰带来的沉重打击，但小说背景放在了石器时代，青铜器开始出现，即将淘汰石器时代的武器；《阿卡狄亚》的灵感源 自伯明翰的市政建设以及克雷斯夫人想离开城市、搬到海边居住的打算，但小说故事发生在虚构的英国城市；《隔离》同样意在批评撒切尔夫人的施政，却写成了在 沙漠中流浪的耶稣的故事；《遇险信号》发生在1836年，其批判矛头指向的是当代英国信仰进步论的自由主义者；《传染病屋》为未来的美国描画了一幅启示录 图景，故事却发生在中世纪。此种错位如同一场乔装改扮的戏剧演出，为了吸引读者入戏，克雷斯会阅读一些背景资料，了解彼时彼地的典型词汇，运用现实主义的 创作手法，以巧妙的细节编排和堆砌，营造出身临其境、亦真亦幻的氛围。不仅如此，尽管克雷斯一再拒绝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蓝本创作自传体小说，但他在《石器 礼物》中对被砍断胳膊的主人公的描绘，受益于他在现实生活中对患骨髓炎而左臂致残的父亲的观察；而《往生情书》涌动的情感暗流里，混杂着克雷斯对父亲去世 时因不信教而选择火化的愧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自我治愈性作品，他甚至于在《后续的一切》后花了两年时间创作一部“发自内心的私人”作品《群岛》 (Archipelago)，希望在文字世界里实现与死去父母的团聚，受挫之后才写了《丰收》，这一经历差点令他退出小说界。

　　虽然评论家惯用“克雷斯幻境”一词，仿佛此“幻境”如同《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中的“奇境”那般奇幻荒诞，连已故著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也称 赞克雷斯是“一位具有梦幻般技巧的作家”，但在欣赏克雷斯丰富想象力和高超虚构技巧的同时，在领略其作品情感真实和细节真实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克雷斯 是一位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作家，“克雷斯幻境”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样，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部关于圈地运动的“寓言小说”

　　《丰收》中的“克雷斯幻境”一如既往，难以辨认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故事发生在圈地运动前后英国的一个小村庄。克雷斯对耕地、羊 皮纸制作、乡村礼仪和传统服饰的描绘毫无破绽，但对于具体的地点，克雷斯则说是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阿登森林的一角，“一个想象的、虚构的空地”。在克 雷斯的笔下，这个小村庄几乎与世隔绝，实行封建庄园经济制度，洋溢着田园牧歌般的沉静美好、安宁和乐。这年春天，肯特老爷代替难产去世的妻子露西，成了庄 园的主人，他温文尔雅，待人和善，深受村民的爱戴。村民们耕种着庄园主的土地，虽然辛苦劳累，但足以维持生计，且有余粮酿酒，还有闲情插科打诨、游戏作 乐、传传绯闻。故事开始时，村民们刚刚结束当年的大麦收割，虽然收成不算乐观，他们依旧满心欢喜，期盼着第二天以推选“拾穗女王”的传统活动来庆祝丰收。 克雷斯在小说开首引用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诗作《幽居颂》的第一节，作为全书的题词：“快乐之人，所盼所系/仅限数亩父辈祖产，/知足呼吸故乡 空气/于自家庭园”，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了这个世外桃源里村民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这里的村民是安逸而迟钝的，当社会大变革不期而至时，他们几乎浑然不 觉，对其夹带着的摧毁一切的力量更是准备不足。

　　除了间或提到的“绵羊”、“羊毛”等相关字眼，克雷斯并未大肆铺陈圈地运动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大变革，他只是向这个封闭的村庄派来了三拨陌生人， 而这三拨人都与圈地运动有关联。第一拨只有一人，即肯特老爷请来村里丈量土地、规划圈地、绘制地图、盘点人口的“鹅毛笔先生”(本名菲利普·厄尔)，他来 的时候正值收割的最后一天，“我们用镰刀收割，他用画笔和鹅毛笔写写画画”；在村民眼里，他代表着“大世界”的商业文化，“面粉、肉和奶酪不像在这里按份 额平分到各家的食品柜里，而是称称重量，量量大小，而后出售”。同一天抵达的第二拨人是一家三口：贝尔达姆太太和她的丈夫及父亲，他们是圈地运动的受害 者，失去土地后逃难至小村庄，按照当地传统，在村民发现之前在公地上搭起简易房屋、燃起炊烟，就能被村民接纳，定居下来。然而在他们点燃炊烟的同时，肯特 老爷的府邸竟然失火，将马厩和鸽棚烧为灰烬。村民们兴师问罪，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强行剪去三人的头发，用颈手枷铐住两名男子七天作为惩罚，孰料没过两 天贝尔达姆太太的父亲便戴着枷锁死去，贝尔达姆太太一怒之下杀了肯特老爷最钟爱的马以示报复。就在贝尔达姆太太的父亲死去的当天，第三拨人登场，他们是露 西的堂弟乔丹老爷一行六人，由于露西死后没有留下子嗣，她所拥有的庄园府邸及土地依法由血亲继承。乔丹老爷此行的目的便是从肯特老爷手里收回财产，并重新 圈地，将耕地改为牧场，饲养绵羊获取羊毛，美其名曰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为村庄带来“进步”与“繁荣”，正是他让肯特老爷请来“鹅毛笔先生”完成重新规划的 工作。与视村民为“邻居和朋友”的肯特老爷不同，乔丹老爷阴险狡诈、冷酷无情，村民们在他眼里不过是阻碍他实现雄伟蓝图的一伙刁民。他派手下四处搜寻杀马 嫌疑人，给无辜者扣上“女巫”罪名，引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遁。乔丹老爷如愿推行圈地计划，带着肯特老爷等人离开了村庄，肯特老爷的仆人瑟斯克则留守庄园， 等待羊群的到来。故事的最后，贝尔达姆太太放火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瑟斯克也离开了村庄。田园牧歌般的小村庄从存在到毁灭，只用了短短7天，这也是上帝创 造世界所用的时间，这种看似巧合的情节设计，是一种多么用心的反讽！

　　在这个故事里，圈地运动刚刚展开，羊群尚未到达村庄，牵涉其中的各个阶层——封建庄园主、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即将失去土地的农 民——全数登场，上演的除了“阶级斗争”戏码，还有更为精彩的人性大戏。克雷斯擅用寓言中常见的抽象的时间、地点以及扁型人物，《丰收》中的人物完全可以 与好主子、坏主子、忠仆、替罪羊、复仇者这些类型对号入座，因此不能说书中的单个人物将人性的多面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克雷斯创造性地运用了忠仆瑟斯克作 为叙述者，充当全书的意识中心，他的叙述视角时而是集体的，时而是个人的，从而将巨变来临之际整个村庄的行为与心理立体而全面地呈现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人 性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其黑暗面。如本届都柏林文学奖评委会所言，沃尔特·瑟斯克“引领我们直奔这个村庄的黑暗心脏，那里潜伏着背叛、残忍、贪婪、懦弱和欲 望，这些恶习一直以来与我们如影随形，并且永远无法摆脱，这部小说从而被赋予了现实意义。”克雷斯“对人性的了解简直不可思议”，窃以为这是克雷斯的作品 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之一，毕竟人性深度始终是文学作品打动人心的不二法宝。

　　除了人性层面的现实观照，《丰收》对现世民生也存一份关怀。《丰收》的创作缘起于克雷斯的一次火车旅行：在前往伦敦的火车上，他看到了窗外圈地 运动前的田埂和犁沟遗迹，当天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一幅反映圈地运动时农民陷入困苦的水彩画，而后在回程火车上，又读到巴西农民的土地被强征用于种植大豆的新 闻。“美与强占豪夺，两样东西同时包含在这样的风景地貌里。”这就是《丰收》里关于土地的故事，“美与强占豪夺”，不仅发生在彼时的英国，也并存于此时的 巴西。“我的作品需要这个。我有一个历史场景和一个可能的历史故事，我可以偷来用一用，但我必须看到与21世纪的关联”。《丰收》里的“强占豪夺”背后， 是圈地运动所代表的铺天盖地、不可逆转的社会大变革。事实上，社会大变革影响下的变化中的社区，是贯穿《大陆》《石器礼物》《阿卡狄亚》《遇险信号》等作 品的重要主题，是克雷斯不断思索、不断深化探讨的文学命题。在《丰收》里，克雷斯传达的信息是多重的：我们读到了“羊吃人”的惨剧，感受到了克雷斯对商业 贸易与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读到了《失乐园》的故事架构，感受到了克雷斯的怀旧与感伤，“获得值得拥有的新事物，必定是以失去值得保留的旧事物为代价”； 我们也读到了瑟斯克离开村庄时的不舍与决绝，感受到了克雷斯面对变革的乐观与憧憬……

　　作为21世纪的读者，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深切体会着“惟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这一哲学命题的内涵，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克雷斯的执念与感悟。这也许就是《丰收》这部“寓言小说”最重要的寓意。这也许就是“克雷斯幻境”最重要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