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凝眸帕斯卡尔

　　如今的阅读，能让人在精神平稳中思考的书籍似乎越来越少。作家不断在小说中甚至散文、随笔中制造悬念、紧张、刺激，乃至将影视剧中最为常见的“戏剧冲突”毫无节制地引进到文学创作中，悄悄的变成“电影版、电视剧版的小说”。让小说更为好看，应该没有错误；甚至让散文、随笔更好看，也没有错误。诺尔曼·道格拉斯的游记《妖妇之土》、戴·赫·劳伦斯的意大利随笔等等，都是情节紧张而又精彩的作品。但在2015年的这个夏季里，我不想再阅读那些情节紧张的作品了。再紧张，能有生活紧张吗？再荒诞，能有生活荒诞吗？再滑稽，能有生活滑稽吗？再不可思议，能有生活不可思议吗？“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经常卡壳的一把老式机枪，倘若没有更大的精神承载能力，很难再射击出具有生活哲理的思想之花。假如再不注入强劲的生活、生命之思考，它的命运轨道极有可能滑向枪械历史博物馆，继而成为玻璃罩内被观赏的一件展览品。

　　我们早就应该读一点文学以外的书籍了。

　　于是在那个手机里时刻传播着各种惊诧信息的午后，偏居书店角落的《思想录》突然绽放出来明亮的光芒。帕斯卡尔沉静的目光，穿过飘散着各种尘埃的岁月，讲述着几百年前朴素得近乎直白的真理和警言。认真聆听，会发现那些久远的“思想”对今天的生活依旧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帕斯卡尔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数理学家。他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那时的法国仍是封建农奴制国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制母体之内滋长。帕斯卡尔随博学的法庭庭长父亲迁至巴黎后，经常出入科学家、艺术家聚集的学术集会，且又受到严格的教育，这为其未来的人生走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帕斯卡尔很小的时候就对科学产生了浓郁兴趣。他11岁就写出了关于声学的论文。随后又向几何学进军，16岁发表了著名论文《圆锥曲线论》。紧接着，18岁开始设计计算机，并根据齿轮转动原理，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计算六位数字加减法的手摇计算机。在以后的日子里，帕斯卡尔又在大气压力、流体静力学、真空理论等科学领域，创作出令人信服、具有开创性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

　　但帕斯卡尔真正的精神力作，还是《思想录》。这样的精神思考由科学家撰著，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

　　我最喜欢的《思想录》中的一句话就是“雄辩是以甜言蜜语说服人，而不是以威权；它是暴君而不是国王”。但真正喜欢这句话的原因，是《思想录》的编著者布伦士维格对它的解释，“国王是合法的，而暴君是非法的；说服力的威权是合法的，但雄辩的甜言蜜语却足以破坏人的意志”。深思会发现《思想录》是挺直腰板论说真理的，是藐视一切“非法的暴君”的，是敢于向威权发出挑战的。

　　《思想录》在合法的语境下，探讨生命中最无形但又引导人生之路上最为重要的仪器——思想。

　　以几何学的“点和面”理论来写就《思想录》的帕斯卡尔，不断用严谨的思考来点燃思想礼花。“人必须认识自己，如这不能有助于发现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没有别的比这更为正确的了”。帕斯卡尔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阐述的。比如他用科学的实践来佐证生活中的哲理，“当人们习惯于使用坏的推理去证明自然的效果时，人们就不愿意在发现了好的推理时，再接受好的推理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即血液循环之可以用来解说为什么血管被绑扎起来就会发胀”。以医学常识做基础，说明某项理论判断的正确，这只有科学家能做到。这也正是《思想录》的有趣之处。

　　《思想录》是帕斯卡尔生前尚未完成的手稿。里面的篇章，有的已经完成，有的仅是一条标目，或是简单的提纲，由后世多人完成编辑。我阅读的版本是布伦士维格编著的，这也是世界上其他语种翻译时所最为信赖的版本。

　　我喜欢布伦士维格所做的具有想象空间的标目。例如“由于我们脆弱的缘故而改变象征”，“没有一种屈卑使我们不可能获得善，也没有一种圣洁使我们不可能免除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他们相信自己是罪人；另一种是罪人，他们相信自己是义人”，“神恩的运动，内心的顽固，外界的环境”等等。

　　当然那些简单的提纲，比起标目，更能窥见帕斯卡尔的内心世界，也更能完整显现《思想录》的“思想”内核。

　　比如帕斯卡尔在论述“人与自然、人的行为以及自我修养”的诸多关系中，使用了极为浅白的说理，他讲到令我们致命的常常是人类制造的为自己服务的东西；而自然的大海又会因为一块巨石而变化。最后他阐述道：“最细微的运动，都关系到全自然，因此一切都是重要的。在每一件行为中，我们还必须在行为之外，注意到我们目前的、过去的和未来的状态，并须看出这一切事物的联系。”最后，这位经常做各种科学实验的科学家指出人在自然界的行为必须“十分小心慎重”。

　　17世纪的警言并没有在3个多世纪之后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依旧在快乐地把树林变成沙漠；把沼泽滩涂变成荒地；我们把鱼儿赶走，把鸟儿驱散，把蓝天遮上雾霾……接下来，我们还做什么？

　　在阅读《思想录》的这个夏季里，我还在把“创作的技巧”津津乐道地转述给旁人，还在苦思冥想一部小说怎样才能拥有“跌宕起伏”和“悬念丛生”，并为此煞费苦心。

　　我在做什么？

　　那日津城突起暴雨，我被阻隔在一家书店里。隔着宽厚的玻璃窗，望着狂风中已连成一线的雨丝，只是在想什么时候雨停，我才能皮鞋不湿的回家。30多年前的暴雨中，学徒工的我却能和师傅一起赤膊踢足球；如今却只能隔窗遥想念高尔基的《海燕》，四肢像巨石一样沉重，精神像磨盘一样难以转动。

　　写作者精神的衰败，导致写作精神的迟滞。不要追究身体的破弱，与身体没有任何关系。事实就是，当我面对一把猎枪，我敢赫然举起来对着自己的头颅吗？我哪里敢议论别人，我只是叩问软弱的自己。帕斯卡尔在一个“象征性”的标目下面，列出的文字是——剑、盾。这两个字，仿佛两个硕大的问号，不眨眼地注视着世界。

　　我不是说所有的写作都要放弃“技巧”，只要一味的“思想”。正像帕斯卡尔论述的那样，“为了防止有恶人出现，就必须杀人吗？那就是以两个恶人代替一个恶人了”。但我们的确应该关注“思想”了。

　　我极为喜欢罗兰·巴特的一句话：“从人的身上读出书来。”我想把罗兰·巴特的这句话再改编一下，“从书中读出人生”。在这个迷雾一般的夏季里，阅读《思想录》，凝眸帕斯卡尔，就像在寻找一座沉思顿悟的大山。

　　深山，在每个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