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主观抒情性的酒神迷醉

——《烟花三月》读后

　　《烟花三月》是一篇主观抒情性小说，它是诗意、酒神、迷醉性的叙事，这个长篇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气息，作家主体性张扬，是一种内在的“酒神式”写作。同时，这个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用幽默笔调和游戏心态呈现出作者当下生存状态与理想主义之间的荒诞色彩。

　　长篇小说以“烟花三月”为主体意象，以“我”的意识流动为主要的一个叙事动力。文本以“我”寻找舅舅为叙事的线索，从对当下现实生活日常男女之情的叙写，进入到对上一代历史情境的想象与追忆。这部小说一方面是对当下日常生存个体主观情绪的叙述，一方面又表达了作家个体试图深入历史情境的努力。文本从想象和追忆的视点进入对于历史情境的描述，在对作家梦龙的诗性、才华与情感纠葛的叙述中，当下、历史与现实在想象中幻化成了一个颇具荒诞派戏剧的叙述情境。

　　《烟花三月》是双线的叙事和复调的言说。这个文本不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叙事，还不能算是复调结构，，但是它通过当下和历史的双线结构来言说舅舅扑朔迷离的历史身份。这部长篇小说通过酒神式的迷醉和诗意性表达，塑造了我、梦龙和舅舅三个互为镜像的人物。作者并非着力于一个人物典型或者原型的叙事，而是以一种迷醉式的 “酒神精神”来表达对于红色历史建构者之一——舅舅的追忆。作者“我”和“ 梦龙”一方面生存在现实庸常的环境中，感受着现实生存经验的耗损和无意义，一方面通过追忆赋予舅舅特别光亮的色彩，鲜亮美好的爱情与婚姻，个体深度参与历史的伟岸和挺立，同时也建构起舅舅时代阔大辽远的历史情境。在极具主观抒情性的笔触中，三个人物和“烟花三月”的江南意象形成了颇有意味的相互映射，历史与当下在作者想象性的叙事中构成了一个具有荒诞色彩的戏剧结构。于此同时，作家在处理1990年代和上个世纪中国革命历史情境的时候，还有必要进一步呈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内涵。

　　当下长篇小说写作无疑是“去观念化”的，而这部长篇小说恰恰有很多观念性的表达。这部长篇小说不是通过人物形象而是直接通过观念去表达。作者通过主观抒情表达一种抽象性的概念，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又有着1980年代长篇阅读的感受。比如“我”的形象犹疑徘徊，又时时有着执着于文学创作的激情；梦龙的形象则任性怪僻，有着面对失去灵感、亲情、爱情的挫败感，紫风则是有些偏执倾向的女权主义者，这些人物都带着一种很轻盈膨胀的一种诗意的色彩。在长篇叙事中，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追寻，将笔触从烟花三月的扬州延伸到了水泊梁山和雪域高原，文本的地理时空又具有亦真亦幻的色彩。

　　这个长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主体抒情性。文本叙述了“我”这一代人在个体与世界的融入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痛苦。在这种痛苦中，通过艺术的一种升华，获得了极大的艺术创作快感，具有某种酒神精神酒的迷醉感。“酒神精神”预示着情绪的一种宣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深层体验。但是“酒神精神”更要承认人生的悲剧性，它要比人生的喜剧、正剧或盲目的乐观更高一层。 “酒神精神”要强调对于肤浅虚假的乐观主义予以抗拒或消解，这样才赋予“酒神精神”更多的历史景深感。小说呈现出多侧面的历史镜像与当下的比较性关照。“我”、梦龙这一代人对于舅舅那一代人所代表的红色历史叙事是否可以更多地和民间的知识分子叙事相对应，增添更多历史镜像的摹写，体现长篇文本的丰富性；如果从长篇小说对人物原型的要求来说，仅仅有着轻盈和膨胀还不够，可能每个人物还担负着一些重的东西，恰恰是这些重的东西，会给写作带来更为深度的意义阐释。“烟花三月”这样一个意象如何在丰厚的扬州人文历史资源中具体化、细节化，通过这个意象透视出扬州丰富的历史人文精神，同时也具备作家个人深刻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