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达成高度共识——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凭借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而广受社会关注的茅盾文学奖评选，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界与社会公众的一次公开对话。它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看到文学创作在何种程度上为社会所关注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和评判标准在为我们挑选佳作，又是什么样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态度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共识之难，不仅仅是在文化领域，但文化领域因为鲜明的多元化、差异化倾向，建立共识的难度更大。刚刚结束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首先“撞上”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这种多元和差异。参评作品多达252部，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竞相发力；作家代际上到“30后”下到“80后”；题材、手法各显神通，新元素、新特质杂花生树……可最终这次评奖却以相当高的共识度从252部参评作品中推选出了5部，这5部作品在大众读者中也有高度共识，以至于对谁获奖谁没获奖的关注让渡给了更有价值的问题——共识从何而来？

　　如果说，凭借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而广受社会关注的茅奖评选，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界与社会公众的一次公开对话，那么，这种“高度共识”就更具意味。它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创作在何种程度上为社会所关注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和评判标准在为我们挑选佳作，又是什么样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态度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而这一切，可以从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这5部获奖作品的共性上寻找。

　　共性之一，也是最显著的，这5部作品都是作家关注时代、深耕生活的产物，体现了作为“大制作”的长篇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能力、处理能力。王蒙《这边风景》写于“文革”时期，直到前年才公开发表。这本被称作“出土文物”的书，30年后的今天读来，却并不灰头土脸。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阶级斗争、伊犁的自然风光、维吾尔族的生活风貌以及与汉、满、蒙等十几个民族的日常往来、近百个人物形象，都被作家以明亮的色调刻画出来，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赤诚与热情——而这正是感染读者的一种单纯又结实的力量。从中原文化腹地出发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则十几年里像种庄稼一样地“种”他的乡土题材小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到了哪里，他的笔就一步步跟到哪里，所以才有了《生命册》的力透纸背。字字句句背后，都是作家对生活的长久耕犁，这样“种”出来的作品，怎会不令人信服？

　　共性之二是5部作品显示了中国文学应有的精神高度和思想“野心”，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格非《江南三部曲》意在书写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但它将落点放在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把一个宏阔的命题浓缩到一个深入的面向上——20世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的追索，的确与社会历史牢牢扣在一起。然而，对于这种带有很强冲突性与批判性的思想轨迹和内心生活，格非的处理方式却从容不迫，有一种承自古典文脉的优雅，像《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三部曲的书名一样，给思辨的精神世界打上了一层抒情的底色。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的《生命册》，面对着迥异于鲁迅、柳青或者路遥时代的中国乡土，也志在从精神与思想上“逼”出这一时代的真问题来，于是我们才会读到那些让人揪心的乡情与理性的纠缠，以及家庭、故乡与传统对个人命运的掣肘，可是李佩甫还不满足，又往前推了一步——拷问理想、拷问转型期社会人心要恪守的那条底线。完完全全是从故事中来、从人物身上来的拷问与困惑，以非常具象的方式在小说中酝酿出一个激烈的交锋场，逼着读者不得不去思考。

　　共性之三是从不同维度对汉语文学写作贡献创造性新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补充新鲜血液。金宇澄《繁花》就是在作为文学主题的上海被一再书写甚至被符号化、消费化之后，贡献了一个有别于张爱玲、王安忆、程乃珊笔下的“上海”。着笔的虽是弄堂里的交往、饭局上的闲谈、寻常的生活片段，却因为对事的熟稔和对人的体贴，写出了人情世态的曼妙。更重要的是，《繁花》还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它书面化的沪语迥异于翻开文学期刊扑面而来的“小说腔”，是一种诉诸听觉、有生活味道又非常雅致的语言，把母语的能量激活了，又辅以源自传统小说的白描功夫和简繁之道，反而更能解得现代况味。不同于金宇澄的“语言”创新，苏童一直以高度自律的现代主义小说形式，引领着先锋文学创作。此番《黄雀记》将他的“精致而优美”锤炼得更加完善，整个向内转的故事编织显示了虚构的高度，为当代文学注入了充沛的想象力。

　　关注时代、深耕生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对汉语文学不懈的艺术探索，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文学评判标准，很难说是一种多么新颖、“先进”的标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习以为常、“陈旧”的标准，是我们长期用来评判文学经典的“基本标准”。可是，就连这“基本标准”，我们也很久没有达成共识了。身处个性至上、趣味至上的文化现场(虽然这个性和趣味很多是由市场一手制造和召唤出来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了常态，形形色色的创作有形形色色的拥趸，一些功利、短视甚至错误的创作倾向挟“创作自由”的名义大行其道。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为“腐朽的现实主义”，凭表层经验写作，凭新闻素材写作，复制、粘贴、注水，许多长篇在越写越长的同时也越写越薄，难怪我们久违了《这边风景》里那些诚实的劳动、正直的交往、对火热生活的好奇与乐观；视思想、精神、道德为审美包袱，心安理得于小而轻的风花雪月，思想上软骨、精神上缺钙，使得当代文学在很多重要的社会议题上失守，未能参与到社会人心的建设中来；视艺术创新为阳春白雪，把“接地气”等同于简单、粗糙、降低艺术水准，长期迎合市场趣味“打游击”，所以“长篇热”热了那么多年，大浪淘沙之后精品却屈指可数……

　　走得太久，常常忘记了为何出发。倘若我们承认读者之所以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关系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关系到我们的精神成长，关系到我们认识美和创造美的高度，那么，深耕生活、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不懈探索汉语文学的新境界，重拾这样一种基本的诚实的文学评判标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会对今天的文学生态起到一种正本清源的作用。文学放弃对生活的开掘、对精神世界的提升、对艺术高度的探索之时，也是文学被读者抛弃之日。

　　在这个意义上，茅奖达成的高度共识不仅是在奖励回归本体的文学品质，也是在嘉奖一种沉着冷静的文学态度。5位茅奖得主对文学共识的坚持有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的文学长跑做铺垫。就连凭借一部《繁花》包揽各大文学奖的“黑马”金宇澄，也是厚积薄发，拿一辈子的体验去冲开创作的河堤。他们在创作和创造的道路上走得坚定扎实，甚至把限制走成了自由，在高处“相逢”。在他们的作品中，旧的也是新的，新的又是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也是充满理想与情怀的，先锋的又是温和而理性的。靠着旷日持久的开掘，他们像金刚石一样，靠硬度而不是靠锋利，划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广阔空间。

　　毋庸讳言，随着文化市场日益繁荣、文化产品日益多样，文学的确已经不再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优先选择，而是面临着边缘化的命运。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茅奖评委之间、读者之间、评委与读者之间能达成这种朴素的文学共识，显示了当代文学再出发的一种可能，给我们以重新认识文学价值的信心——从文学来的地方出发，朝着需要文学的地方走去。时代在变，文学对文化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艺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对社会人心的涵育作用却从没有改变。越是乱花迷眼，越要坚持文学理想、保持创作定力，越要下力气去开凿源头活水。正是这种最朴素的姿态，这种在不少人看来也许有些“陈旧”的坚持，恰恰会成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别开生面、繁花满树，因为它暗合了文学创作的永恒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