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接受记者采访

　　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几位获奖作家。

　　格非《江南三部曲》：有意义的微小变革也并不容易

　　《江南三部曲》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构思的。当时打算用地方志的结构和方式，延续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描述100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但我一方面对过去的写作方式产生了很深的疑虑，同时也觉得在一本书中概括100年的历史实在过于困难，所以就有了写作三部曲的念头。到了2003年前后正式动笔写作时，大致的结构和框架就已经定型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选择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描述社会大变动中个人情感，由主题、人物、地理方面的一贯性来构建纵向的连接，同时用“花家舍”这样一个特殊的意象来进行横向的重复书写，通过这样一种经线和纬线的交织来构筑整部作品的统一性。想法是有了，故事、事件、人物和细节也在不断丰富，但我没有想到的难题在于，因为这部作品持续的时间太长，我在写作的同时，社会和我个人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必须在原先的构思、个人与社会的变化所带给我新的刺激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毕竟是用十多年的心血写成的作品，我当然会觉得它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这次获奖对我今后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在写作《江南三部曲》的同时，也产生出一些无法纳入作品的新的构思——打个比方说，就像是从杯子中满出来的水。这些构思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呈现。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计划着写一部新的作品，来涵盖这些想法。这部作品已写完一半，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前应该能够写完。我希望每一部新作品都会有一些新的尝试，不是那种推到重来的所谓创新，只是在内部作一些微小的变革。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实有意义的微小变革也并不容易。

　　王蒙《这边风景》：真正的文学拒绝投合

　　问：《这边风景》写于四十年前，在四十年后出版并在四十年后获得大奖，您有何感受？

　　答：好事不会觉得太晚，这是俄罗斯的谚语。更令人欣慰的是新疆，是伊犁，是各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民，是他们的生动鲜活，他们的幽默智慧，他们的别有趣味，他们的艰难困苦中的光明快乐，还有他们的与内地城市大异其趣的语言与文化，突破了环境与书写的局限，创造了阅读的清新与感动。我感谢书里书外的天山儿女，感谢在困难的时期得到的那么多友谊、知识和温暖。感谢情歌《黑黑的眼睛》，感谢流淌过巴彦岱的大湟渠——人民渠，感谢房东阿卜都热合满·奴尔大哥与赫里其汗·乌斯曼大姐。

　　问：应该说《这边风景》在您创作的作品当中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您个人是如何看待评价这部作品的创作的？

　　答：这是一本下了苦功夫的书，使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处于逆境的王蒙，决心按照《讲话》精神，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深潜到底，再造一个更辽阔更坚实的写作人；同时仍然热爱、仍然向往、仍然自信，仍然多情多思多梦多词多文。没有许多年的农村生活，没有与各族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维吾尔语的熟谙，没有对于生活对于大地、对于边疆对于日子的爱与投入，不可能有这部作品。

　　问：您对当下文学发展有何看法？

　　答：真正的文学拒绝投合，真正的文学有自己的生命力与免疫力，真正的文学不怕时间的煎熬。不要受各种风向影响，不盯着任何的成功与利好，向着生活，向着灵魂开掘，写你自己的最真最深最好，中国文学应该比现在做到的更好。

　　李佩甫《生命册》：感谢我的平原

　　这已经是李佩甫写作生涯的第38个年头了。38年来，他创作了六七部中短篇小说集，10部长篇小说。进入花甲之年完成的《生命册》，是他的“平原三部曲”收尾之作，荣获了本届茅盾文学奖。

　　“这部长篇，写作我用了三年，准备时间就更长了。这次能够获奖，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当记者问及获奖是否也给写作带来“压力”时，李佩甫说，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与获奖无关，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和思维方式的追求，没有止境。他形象地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常年在平原上行走，每到一地，渐渐养成了阅读县志的习惯。在一本旧县志上，曾读到一则记载，说此地有一景叫‘高桥揽月’。去探访，却不曾见。那桥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据民间传说，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于是，在梦中，我看见了那‘桥’。可以上天揽月的‘桥’。我也就成了一个企图爬到桥洞里掏鸟蛋的调皮孩子。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追寻文学的高度。难哪。”

　　对李佩甫来说，“平原”是生养他的土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的写作领地。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关注“平原”的生态。“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他把《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视为一体，是一个“平原生态小说”系列，或者叫做平原上的“植物说”。

　　这部作品能够获奖，对李佩甫来说意义特别，这是对他笔下平原大地的感念。所以，他特别说，要“感谢我的平原。感谢平原上的风。感谢平原上的树”。

　　金宇澄《繁花》：小说需要有鲜明的文本识别度

　　记者：恭喜您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请您谈谈此次获奖感受。

　　金宇澄：能够获奖我很高兴。评委会将这个奖颁发给我，是对我的写作努力的承认，是对《繁花》这部所运用的语言、传统叙事方式和话本元素的肯定。从写《繁花》起，我就陆续收获很多惊喜，有很多年轻人包括非文学读者都喜欢这部作品，这些消息慢慢传递到我这里，令我感动。感谢他们，感谢《收获》，感谢本届评委。

　　记者： 您用沪语创作了《繁花》，整部作品也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您也提到了作品对传统叙事方式和元素的运用，您为什么会选择以这样的语言和叙事形式来呈现作品？

　　金宇澄：可以说是有意为之。我们接受了几代人的西方文学教育，写作受翻译文字和内容的影响很深，现在更年轻的作者很多都懂外语，直接读原作，影响了小说叙事，包括叙事的翻译腔和同质化、缺少个性。艺术需要个性的，小说需要有鲜明的文本识别度，我希望《繁花》显示一种辨识度和个性，比如借鉴传统话本元素等等，中国文学学西方已有100多年，但我仍然认为，传统是我们生活乃至文学最基本的发动机，西方理论也说，作者感觉无力时，可以从传统中找到力量。《繁花》除借鉴传统的方式，也传达传统中国文化对于人生的看法。语言方面，选择一种改良的方言口语，相对于固定的普通话而言，方言更有个性，更活泼，它一直随时代在变化，更生动，也更有生命力。

　　记者：以《繁花》为题，却写出了人事的飘零之感，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金宇澄：这大约与我的年龄有关。到了六十几岁，会觉得人的一生真的很短，人生变得简单，似乎用一个公式就可以概括。当然，我这种想法也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关，传统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想，普通人不是小说，一辈子没什么大风大浪，普通琐碎地就走过来了。这样看人生，有一点悲伤，但这不是负能量，而是提醒我们要更加珍惜美好的时光。

　　苏童《黄雀记》：写作是一种自然的挥发

　　记者：您这次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有什么感受？

　　苏童：获得茅盾文学奖，我的第一感受肯定是高兴。大家都知道，茅奖的分量高于很多奖项，对每一个中国作家来说，这个奖项的意义都非同寻常。一方面，我很盼望《黄雀记》能够得到茅奖，另一方面，在得知获奖后，我考虑更多的是自己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应该选择怎样的创作方式，实际上这个问题比得奖之后的高兴更重要。

　　记者：从上世纪末开始，您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小说作品，在这其中，《黄雀记》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苏童：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几年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河岸》《黄雀记》是我比较喜欢的。《黄雀记》这次获奖让我觉得终于对自己有了个交代，对我而言也是很开心的收获。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写了很多年，围绕这个地方我也写过一些不成熟的作品，《黄雀记》是香椿树街系列中最成熟、最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个人认为，它也是我的香椿树街写作的一个重要标签。

　　记者：从开始写作到现在，您曾探索过多种文学形式和类型，与早期相比，近年来您的作品风格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我觉得《黄雀记》对于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反思便体现了您写作风格的转变，为什么这样？

　　苏童：这样的改变是自然而然的，对于写作者来说，很多时候在创作时自己并没有感受到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我在创作中并不是主观要变得严肃，这样只是自己心态变化的一种体现。我认为，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作家自己的呼吸、血液的再现方式，一个人到中年的中国男人，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之后，个人的呼吸和血液中必然融入了不一样的体会，这种体会通过写作体现出来，可以说，写作是一种自然的挥发。

　　记者：您说香椿树街的故事要写一辈子，现在是否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步的写作了？

　　苏童：的确，我还想要继续写有关香椿树街的故事。最近我也一直在构思和写作新的长篇小说，但我写东西很慢，目前这部作品还在不断推倒重来，一次次地写了改、改了写，我现在还不太确定这部作品未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目前还在持续的思考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