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冰：在严肃戏剧艺术面前

　　作为当代军旅话剧的领军人物之一，孟冰的话剧创作不仅在军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影响广泛。30年来，孟冰创作了《红白喜事》《黄土谣》《白鹿原》《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这是最后的斗争》《伏生》等50余部剧作，展示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和艺术创新能力，也拓展了主旋律艺术的审美空间。因为创作上的突出成绩，戏剧界甚至将2009年称为“孟冰年”。2011年，全国12个城市举办“红旗飘飘——剧作家孟冰戏剧作品展演”活动，推出孟冰12部作品，成为令人瞩目的“孟冰现象”。这些都说明了孟冰军旅话剧作品在当代剧坛的独特价值。

　　为此，我们对孟冰进行了专访，期望通过访谈，发现孟冰在选材、立意、艺术表现上的独特创造，从而为军旅话剧乃至严肃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参鉴。

　　如何拓展军旅话剧

　　王功远：您是严肃戏剧艺术创作者，这可能与您的军人身份有关。然而，现在很多部队培养的作家不愿写军旅题材，觉得不好写。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军旅话剧存在困境？如果存在，原因是什么？

　　孟冰：军旅话剧的困境问题不好说，因为一说困境就容易归结到体制上。它的责任不是我们造成的。第一，这里有一个历史文化大背景，就是部队文艺团体编制体制改革。随着体制变化，一批创作人才流失了，分散了。第二，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信息量大了，话剧创作题材更广泛了。但相对来说，部队剧作题材范围还是比较窄。因此它的受众面不是很广，演出范围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第三，即便在部队内部，它的受众面也有限，演出也受到环境的限制。基层官兵喜欢也喜欢不起，没有演出环境、舞台装置等等。但是，应该看到，总政话剧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些年出了几部好作品，广州军区、南京军区也还是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的。

　　王功远：如果说军旅话剧想在当代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呢？

　　孟冰：首先你得有团队，有舞台，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王功远：咱们这些戏的主体观众还是来自部队内部吧？社会上来买票看的人多吗？

　　孟冰：基本上是针对部队，还没有面对市场。其实我觉得很多戏可以面对市场。像我们的《黄土谣》《生命档案》《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这三台戏去上海，演出之前票全部卖光，这是纯商演，我们商演也没有问题。

　　王功远：在创作中，您遇到过刚刚说过的题材窄的困境吗？您想了什么办法去突破它吗？

　　孟冰：想了一些办法。从我自己的创作经历来说，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选材尽量多样。另外，也有一部分作品尝试扩大军队生活的外延，从部队生活到家庭生活、社会生活。

　　王功远：在“领袖戏”这个领域，您也想了一些办法吗？

　　孟冰：主要是突破固有思维，扩大创作时间、空间外延，追溯历史、扩充历史。比如反映毛泽东的戏，就是在我党的领袖、我军的统帅这种大的背景基础上，扩充了中国革命历史以及那一段党史。

　　王功远：在切入视角上您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吗？

　　孟冰：也有考虑。关于这些历史，前辈们的作品有一些反映，但我觉得往往过多地局限在历史事件的描述上。这些年，经过重新考证，有些历史事件揭秘后，面貌有了变化。所以我觉得对历史事件的考证不是特别主要的，因为它依赖于党史研究的成果。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人——在历史事件中当时起主要作用的人，在历史的关口，他们的人格、人性发生的作用。我更多偏重于表现领袖和历史以及和他自己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跟以前的那些有点区别。它不是历史概念。

　　如何塑造伟人

　　王功远：您为什么会写“伟人戏”？是命题作文还是主动选择？

　　孟冰：这是自己的选择。这个与我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进部队文工团，受到胡可、魏敏等老前辈的影响，对党史、军史有特殊的兴趣。

　　王功远：伟人与常人有距离，您如何让伟人亲近常人？又如何在常人化中突出伟人之“伟”？

　　孟冰：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叫“走下神坛”，其实我对这个是有不同看法的。伟人肯定首先是个凡人，他跟我们一样。所以让他“走下来”很容易，“走上去”不容易。咱们凡人谁能理解这些领袖的情怀？“往下走”是你找到他性格因素当中的平凡性，这是很自然、很正常、很容易的。对伟人进行平民化处理很简单，难的是要看到他不同于凡人的地方，并通过语言和情节表现出来。

　　谷海慧：您的政论体话剧，作为标签出现在《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的宣传单上。为什么想到用“政论”二字？受到前苏联那些作品的影响了吗？

　　孟冰：之所以选择政论体，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离不开、绕不开与政治相关的讨论。1999年我写的《突围》就是政论体。然后，到《圣地之光》，我叫它政治历史剧，实际上带有政论的特性；再到《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后来又有《谁主沉浮》和《寻找李大钊》。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请前苏联导演扎特罗夫导演话剧《红茵蓝马》。戏里边的列宁，当时是张秋歌演的，他穿着牛仔裤演列宁，一点没化妆。扎特罗夫主要的观点就是，列宁的思想即是他的形象。我的政论体话剧也受了《红茵蓝马》那个戏的影响。

　　谷海慧：在政论和戏剧之间您怎么平衡呢？

　　孟冰：肯定是用戏剧结构和人物的方式把它连接起来。

　　如何理解主旋律

　　王功远：您是成功弘扬主旋律的剧作家。由于接受者对主旋律有一种固化的审美想象，如说教、高调等。您有没有在主旋律需要弘扬的主流价值和普通观众、包括年轻观众的审美需要之间，寻找过一种艺术对接点？

　　孟冰：对这个问题我也确实困惑过很长时间，困惑的关键是对于主旋律题材的界定。我觉得在概念上去纠缠没有用，容易使人产生逆反心理，所以不需要解释，也不必要回避。如果要去解释的话，我觉得也不要总是单一的从政治方面去理解。我们可以谈戏剧本体的东西，从戏剧本体理解主旋律。戏剧是干什么的？戏剧从来就是英雄的颂歌。歌颂英雄是不是主旋律？尤其悲剧英雄，更能展示品格的崇高。但是，今天我们该怎么理解英雄？该在戏剧中说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有高尚的情操和情怀，哪怕它只是一闪现，哪怕你做的只是一件很微小的事，但它内蕴了一种崇高人格，这就值得歌颂。

　　王功远：您在处理英雄人物时，宋建军也好，刘义权也好，有没有过顾虑？会不会觉得过于理想主义？您是确信有些人身上就是有这种人格的道德力量，还是有意给观众和读者一个精神上的导向？

　　孟冰：不一定非得从导向上来解释，当然现在我们强调社会责任感。但是我觉得在刻画人物上，我愿意把他的性格推向极致。人是有缺点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我们写的也只是他的一个片段，而不是写他人生的全部，我们在展现这个片段的时候，就集中展现最打动我们的、我们最想说明的那个特质就好了。

　　谷海慧：军旅话剧很少触及“问题”。您的戏经常能够敏感地提出问题。您怎么把握这个尺度呢？边界在哪里？

　　孟冰：主要在于最终你是热爱国家的，说问题是为了让它更好。因为热爱，我的立场就不会出现问题。稍微把握一下台词的分寸感，不虚美不隐恶，作品的角度、作品的立场也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何突显剧本价值

　　谷海慧：在导演中心时代，作为剧作家，您会有意识地突出剧本的重要性吗？

　　孟冰：会的。去年10月份我们做了一次戏剧作品朗读会，主题是“向当代剧作家致敬”。在这个会上我朗读了自己的戏剧作品，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朗读了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片段，朗读了李龙云的《荒原与人》片段。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关注当代戏剧家的群体，实现“向当代剧作家致敬”！

　　王功远：您认为优秀的剧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比如说文学性、舞台呈现的可操作性。

　　孟冰：文学性不应是表面化的。文学性应当指向人性观照的程度，还应该渗透在人物性格、台词的智慧当中。台词智慧很重要，用陈忠实的话说就是，寻找自己的句子。所谓“自己的句子”是你对人物的理解，然后又还原到这个人物性格本身的状态当中去。

　　如何看待市场和观众

　　王功远：您在创作的时候对市场有没有过考虑？

　　孟冰：基本上没有。

　　王功远：但是我觉得您不自觉地使用了某些增强剧场效果的办法。您的剧作中经常使用轻喜剧手法，这是出于个人美学偏好，还是不自觉地受到当下泛娱乐化风气的影响？

　　孟冰：我没有受到娱乐风潮的影响。我觉得这种东西太简单了，如果一定要做我也会写，但我不愿意做那样的戏。

　　王功远：当下中国话剧市场火了，有些戏甚至一票难求。对当下话剧的这种发展状况您有什么评价吗？

　　孟冰：我觉得挺好。北京民营小剧场的活跃带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戏剧观众，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戏剧这个概念被他们拓展了，没有戏剧因素也称为戏剧了。比如说段子、时尚话题，包括现在的行为艺术，你说它是戏剧它就是，你说它不是就不是。我认为这充其量叫拓展了，甚至也可以说是肢解了戏剧概念。

　　我坚持想做的戏剧，应该说从戏剧本体上是秉承着戏剧舞台最重要的艺术手段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魅力，比如说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戏剧是人类文明当中建立崇高、搭建精神高度的一种方式。而现在把它的功能如果仅仅限定于是娱乐，那么就会削减这个成分，戏剧就失去了它的最本质的魅力。所以会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那些看小剧场戏剧的年轻观众也来看我们的戏。让他们知道，原来戏剧是这样的，不光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减压的、搞笑的。年轻观众需要培养，除了剧作家，培养的责任应该由社会和家长、由这个时代来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