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士方：组稿逸事

　　上世纪80年代，我主编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和文史专刊，同时兼任一家杂志的副主编。这期间向文化界不少名家组稿、约稿，其中经历颇有些意思，现不厌其烦琐，诉诸笔端，也许读者可以从中窥到这个大千世界的人人事事、奥秘玄机，一睹名家风范，有所感悟。

　　1982年秋我参加一份报纸的筹办，总编辑萨空了委派我去向周扬约稿。一天上午我带了萨公的礼品到周扬寓所造访。那时周扬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安儿胡同一所中式大院里。进到院中还未登堂入室，一眼就看到周扬那颀长高大的身影，他穿着灰色大衣正起身向外走，可能是要去医院。我上前几步，连忙报上单位、姓名，送上萨公的亲笔信及礼物。周扬招呼我进屋落座。他自己读罢信，缓缓地说，稿子可以写，但现在一时写不出，何时写出再通知我来取。周扬夫人苏灵扬见我的姓名，马上反应过来问我：“某某是你什么人？”我答道：“是我的姐姐。”周夫人说：“怪不得有点像，过去在部里我好像见过你。”她热情地向周扬介绍：“他是某某的弟弟。”周扬“哦”了一声，仔细端详我。我忙说：“我过去见过您。”周扬回忆了一下，好像回忆不出。我说：“那时我才十几岁。”周扬慈爱地笑了，周夫人也笑了。那次感觉周扬脸很苍白，很瘦，身体大不如20年前，但精神和风度犹存。

　　1983年到1984年初，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周扬受到批评。我考虑到他的处境和心情，就再没有向他催过稿。

　　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20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办茶话会招待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大会的文艺界代表和委员。身为全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出席。那次也巧，陪同他的秘书是我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他给我们讲过政治经济学课程。那位秘书向周扬介绍我，周扬看着我，好像想起了什么，长叹一声：“我还欠你们一篇稿呢！”语气中充满了歉意，而且有无限的沧桑感。此言一出，我感动之极，一时张口说不出话来。他又喃喃地说：“短稿更难写。”当时面对着周扬那更加苍白和削瘦的面孔，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来安慰他。

　　那年9月5日，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再没有出来。

　　1983年11月我报副总编张西洛指示我向姚雪垠约稿，姚老答应写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毛泽东同志给我的巨大支持》。为了能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时见报，我与他约定了取稿的时间。

　　那天下午我按时到姚老复兴门外高层楼的寓所去取稿，叩响门铃后，迎我进去的是厚道的姚夫人王梅彩。她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小声对我说：“雪垠正在给你们写那篇稿，快写完了，坐下等一等吧。”看我有些疑惑，她又和蔼地对我说：“上午他正写这个稿，河南老家来了几个人，耽搁了。中午吃过饭，他平时都要睡个午觉，今天没有睡，赶写这篇稿。”

　　我一听，心里那个感动就别提了。心想，如果这个稿子今天我拿不回去，过几天就不能按计划见报，张副总编非打我屁股不可！我心里说，姚老您真把我救了！

　　过了一会儿，银发灿烂的姚老在写作间里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手攥着一摞稿纸沉稳地慢慢踱出来，用厚重的河南口音微笑着对我说：“按时还债！”我握着姚老有力的大手，连连道谢！他那满含笑意的炯炯有神的双眸至今还如在眼前。

　　我向冰心约过三次稿，一次是1984年我报开辟“三十五年间的一件事”征文专栏期间，一次是1987年全国政协大会前夕，一次是1988年我作为《我的母亲》新二辑(香港中国文化馆馆长魏中天先生主编)的编委为该书约稿。这三次对稿件的要求在时间上都有严格限制。冰心老总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稿寄来。我向她约稿有时是登门造访，有时是写封信去。无论见面不见面，她只要答应了，就从不爽约，真是言必信、行必果。那次“三十五年间的一件事”征文，眼看就到截稿期了，冰心老还没有寄稿来，很让我着急。不想没几天她就寄来《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如期见报。

　　而周汝昌先生，只要我写约稿信去，他就很快寄来稿件，或诗或文，十分认真。1987年3月全国政协大会前夕我把约稿信寄到他北京南竹竿胡同家中，有一段时间没有音讯。我以为这次是个例外。不想没几天我收到一封美国来鸿，拆开一看，前面是周老3月19日的亲笔信，后面是他手写的《旅美诗钞》。信上说：“我于昨日(18日)才接到北京转来的信，知您为专刊向我索稿。本应为此佳题特撰新篇，但时间已太紧迫，而我正准备赴纽约及普林斯顿讲学，实在来不及了。今将现成的诗稿摘录少许，表我诚意，希望还能赶及大会期间发表。”这真让人出乎意料！我马上编发了他的诗稿，正好在大会期间刊出，一点也没有耽误。我知道周老患严重眼疾，写稿很困难，但他仍真诚待我，令我感叹不已！

　　舒群和蒋和森二位，我曾分别写信向他们约稿。他们虽没有寄来稿件，却都在接到我的约稿信后及时写来亲笔信(蒋先生还是一丝不苟的毛笔小楷)，说明不能写稿的原因，诚恳之至。蒋先生在1989年11月16日信中说：“我作古体诗，主张严格按照大体韵律，故有时颇费推敲。俟有暇录数首以供哂正，如您觉得尚有点诗味，不知可否在《华夏》上发表，聊应约稿之命。”舒群先生曾给我题词：“咱们是同行，同行的友谊常青”，热情洋溢。我想舒群先生延安时在《解放日报》主编副刊，蒋先生也在新华社和《文艺报》工作过，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故能将心比心，如此仁义。

　　要说对唐弢印象不好，实属我对他的误解。1983年我初次向他约稿，打过电话去，他说话含含糊糊，告诉我，这两天要去医院检查身体，视身体状况再考虑是否写稿。让我过几天再打电话同他联系。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总感觉这个人好像是故意在摆什么大作家的架子。 过几天再打电话，他答应写稿，而且很快寄来稿件。

　　以后由于约稿之事同唐先生打交道多了，他每信必复。如答应写稿，到时候准寄来；如写不了，一定要复信说明。不像有些作家，你去信约稿，他理也不理；或者虽答应你了，却不守信，让编辑手忙脚乱，临时抓瞎。我以为唐先生是继承了鲁迅先生好的作风的。

　　1987年5月，唐先生的诗稿《游青城及都江堰》见报。由于校对原因，错了三个字，让人费解。唐先生给我写信，希望“便中代为更正”，并说“大约是因为原稿写得过于潦草”才造成这样后果，自己承担责任。如此大度谦逊，让我十分惭愧。因为他的作风一贯一丝不苟，手稿的确是清楚之极，我只有赞叹的份儿了。

　　对于约稿，丁玲十分热情。1985年我访见她并约稿，她为自己没有现成的稿件而抱歉，转而介绍说表弟文怀沙新撰有古文佳构，很适合我报刊用，即将文怀沙的联络方式告我。我遂去新侨饭店拜望文怀沙先生，而得到他刚被镌刻于南通广教寺的法乳堂碑文原稿，不久刊于我报，引起轰动。

　　一次写信向刘白羽约稿，他寄来一件散文，可是没有署名。我只是从寄信人地址和笔迹上判断这是他的稿子。

　　向霍达约稿，她除了寄来自己热情奔放的散文外，还介绍她的丈夫、画家王为政一组旅欧系列散文。为政兄不仅画儿画得好，其创作的散文也是至真至善的美文，令我击节赞叹。不知为政兄是否现在还乐此不疲。

　　二三十年过去了，诸位文坛前辈大半纵浪大化之中，令我追思大家风范，感慨良多！花相似，人不同，祝愿健在的诸位健康长寿。谨以此文向逝者顿首叩拜，向生者遥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