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生：乡土的冷酷与温情

　　乡村是观察中国社会演进的窗口，想要真正了解并认识中国社会，立足农村，深入挖掘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或许不失为一个有效可行的捷径。因此，一些作家把视野投放于农村这片更落后、更广阔的天地，他们并不试图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以一种文人悲悯的情杯展现农村生活，谢连波的长篇小说《白云苍狗》便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与突破。

　　对于谢连波来说，乡土并不是简单的写作对象，也并非单纯寄托情思的创作素材。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消不去的依然是心头那抹乡土气息。1947年出生的他，儿时虽然伴随着大时代所致的苦难，却也享受着农村该有的自然与单纯。然而，在商业发展的冲击之下，故乡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变化，或许，谢连波有些措手不及。商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人人都在享用，而它的冲击，却是潜在甚至是无形的。他仿佛被这种潜在、无形的魔爪扼住了颈喉，难以忽视这种精神的苦痛。

　　《白云苍狗》依托典型的岭南村庄回龙乡，展开小说情节，讲述了郑永炬、田世清两个家庭延续三代的恩怨情仇，小说时间跨度前后超过60年，体现了作者对于时空叙事能力娴熟的运用，展现了自上世纪40年代到本世纪初南方乡村在各种政治运动与改革风潮中呈现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时代风貌。其中充满奇幻、传奇、曲折而又艳丽的故事，既可以看作中国乡村变迁的某种缩影，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的心灵史。

　　《白云苍狗》并不以结构取胜，它没有让小说因庞杂的叙事结构、关系，而疲于细节刻画。整本小说围绕“复仇”这两个字展开。通过对“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描述，延伸出叙事的枝蔓。谢连波在叙事过程中尽量客观地给予人性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通过对两个家族关系变迁的描写，以小窥大，揭开中国现当代发展过程中不为人所熟知的一面。田世清对郑一虎的仇视源于夺妻之恨，而郑永炬对田世清的报复则因杀父之仇，作者把人物置于情感支配之下，将这种古老而简单的“复仇”融入当代中国阔大的历史洪流之中，将人物的命运融入整个社会的开阖动荡中，使人物脱离自身的躯壳，获得更多社会学与人类学上的意义。

　　在小说中，作者试图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当代中国乡村的具象形态。作者将当代中国乡村定义为浮世，既生机勃发又充满着矛盾与徘徊，在“破”与“立”的蜕变过程中挣扎，充斥着两种力量的交锋：人们想要掌握自身的命运，却又对神婆、庙祝等封建迷信深信不疑；人们试图在改革的浪潮中获得新生，却又经受不起外面世界的诱惑。这是一场肉体与本能的狂欢，伴随着的是精神如饥似渴的孤单。这是一场荒诞而真实的派对，如同无形的绳索裹挟着中国乡村踉踉跄跄地前行。

　　谢连波笔下的乡村显得更加立体丰富。作者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乡村变迁阵痛过程中结构的变动以及对人性的考验。另一方面，贫穷意味着远离商业社会的单纯与善良，落后也极大地消减了人们的物欲。细微之处透露温情，无论是田世清对孤儿寡母的照顾，还是郑永炬对王杏花的坚贞，亦或是郑永炬最终与田家的和解都透出浓浓暖意，似阳光穿透乌云，让人看到重生的希望，也因此带上救赎的意味。

　　深深的乡土情结根植于作者的血液之中，表现在字里行间。他看到了农村在发展过程中的堕落与不堪，并为此感到心痛与惋惜。因此，小说中总是暗藏着一股流动着的忧郁，从作者的笔尖下散发到全书，氤氲而成为乡村最好的注解。“白云苍狗”不仅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状态的描述，也是作者为农村鸣不平的情怀。

　　从决心复仇到最终和解，郑永炬的自我救赎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代表着两个家庭的和解，同时也预示着以田世清为代表的政治生态和以郑永炬为代表的商业生态之间的和解。这是谢连波最渴望看到的农村的状态，这种和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既是对人生的一种回馈，也是对时代的一种总结。

　　《白云苍狗》还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作者在心理活动的刻画上向现代小说提升。作者注重细节的典型作用，如永炬与杏花的初夜、金好与丘萌萌的矛盾等。这些都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显得特别生动。小说还在传统文化浸润上作了必要的努力。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切都以一种倍增的姿态狂飙突进。我们时刻面临抉择，如何适应变幻无常的人生？谢连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立视角：放下仇恨，克制欲望，用善意对待生活，用温情融化残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