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性与精神叙事需要更多关注

　　新时期以来，精神叙事贯穿于作家的创作之中，却很少有人细细端详它、分析它。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创作中的现实，比如社会发展、日常生活，内心冲 突、精神命题被掩盖在现实之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聚焦精神叙事的作品，似乎也不属于创作的主流。然而令人欣喜的是，青年一代的作家、评论家已经关注到 这一问题，并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7月21日，由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文艺报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第三次青年批评家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 主持，梁鸿鹰、陈福民、李建军、张莉、计文君、杨庆祥、马小淘、石一枫、丛治辰、李宏伟、季亚娅、文珍、岳雯等以弋舟作品为例，围绕“内在性与精神叙事” 的主题展开讨论。

　　当下精神叙事的“缺席”

　　“内在性与精神叙事的话题之所以难谈，是因为它已经被闲置太久。”评论家陈福民说，这种“闲置”并不是某一位作者、评论家刻意所为，而是源于 20世纪以来的时代背景和种种变革。他举古代为例，说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先人文字中，“精神”和“商业” 基本属于二元对立状态，但如果把这种古典的精神叙事方式照搬到当下套用，就会显得非常“不靠谱”。当下的写作者面对精神叙事，不能片面依靠意识形态和历史 知识，而必须要考虑到人类精神所表征出的各种文化的后果，其中就包括庞大的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不能将其一股脑儿扔到对立面去讨论，而是要将其融入到自 己精神世界之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精神叙事“难谈”的原因。

　　有些作家的创作十分突出思想意味，但却往往没有办法在他所要求和期望的精神层面，把自己的人物、作品往前推进。所有精神性的构建，最后都归于形 而下，诸如主人公赚不到钱、生活失败等等，缺乏精神性的对话和精神性的解决之道。评论家杨庆祥认为，这要归因于近百年来现代写作的精神资源一直缺乏更悠远 的传统。有作家怀念上世纪80年代，回到那里寻找精神资源，他觉得行不通。“这可能不是作家本身的问题，是我们整体的文化生态都出现了问题。怎样去重建传 统，这才是我们真正去思考的问题。”

　　作家计文君也秉持相似的观点。她说，面对今天的文化生态，可能真的需要完成一次变异，一次净化，在21世纪的文化空间，树立起有生命力的传统。在这样的生态中，才会产生更多能够“活下去”的作品，“否则我们将和文体一起变成博物馆里的化石标本了”。

　　精神叙事需要“力量感”

　　评论家李建军提出，生活是一个整体，内部叙事和外部叙事并不应是对立关系，从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叙述经验来看，内和外、心和物，也都应是相辅相成 的。而在当下，人的内心被切割、被碎片化，内在与外在产生了冲突，从而导致了精神溃败。他毫不讳言地表示，要谈内在性与精神叙事，不能将其当作一种“心灵 解渴”，而应是有力量感、事实感和逻辑感，是有说服力的。从这个标准来看，当代写作大都未达到成熟的标准。

　　在作家文珍看来，作品中的世界观内核能否让人信服，乃至于深切地打动人，要看作者是否能构建出成功的矛盾和冲突，讲述者需要把读者带到真正的内心冲突里边，让他们感觉到这种撕裂和矛盾。这种信服力的营造，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性观照，需要写作者以更强有力的精神去抵达。

　　“这是一个对语言极为敏感的时代，也是一个语言环境极为粗糙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创造新词，每天都有新词死去。我们在公众场合说起一些词，比如 理想主义、孤独、痛苦的时候，很容易诱发旁人的笑声。即使我们内心是痛苦和孤独的，也渴望遮蔽。”张莉认为，表现内在性和精神叙事，语言依旧是一种非常有 力量的途径。她以弋舟举例说，作家从自己的“语言银行”中提取精神意义的语汇，并且有意识地不断使用它们，这些词语既连接了过去，也连接了当下，其中有一 种隐喻的特色，蕴含着时代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体现出作家想要表达的精神指向，成功地让笔下的人物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