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闲话“大雅之堂”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的机关刊《人民文学》月刊于1949年10月25日在北京创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刊的第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首任主编由全国文协主席茅盾兼任。同年9月份某日他为《人民文学》撰写的发刊词中开列的办刊宗旨有五点，大意是：不仅发表和促进文学创作，也发表和促进各文学门类的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其中有言：“要求给我们专门性的研究或介绍的论文。在这一项目之下，举类而言，就有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等；对象不论是一派别，一作家，或一作品；民间文学不妨是采辑吴歌或粤讴，儿童文学很可以论述苏联马尔夏克诸家的理论；或博采群言，综合分析而加论断，或述而不作；——总之，都欢迎来吧。”应该说，发刊词所表达的，不仅是茅盾个人的文学观，也体现和适应了全国文协成立初期的人员构成及其文学观。

　　茅盾在《人民文学》主编任上三年多，由诗人艾青作副手，严辰当编辑部主任。茅盾尽管未能实现其“采辑吴歌或粤讴”的设想，却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民间文学的理论文章，诸如严辰《论民歌》(第2卷第2期，1950年6月1日)、何其芳《论民歌》(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严辰《试谈民歌的表现手法》(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柯蓝《杂谈搜集、研究民间故事》(1950年第6期)、钟敬文《〈现代歌谣〉引言》(1951年第4卷第2期)、严敦易《古典文学中的梁祝传说》(1953年第12期)等。茅盾提出的办刊宗旨，显然是延续了1921年他参与发起和组建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理念。历史地看，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中，有不少人是接受了李大钊提出、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同仁们付诸实践的“到民间去”的观点，重视提倡辑集、研究、发扬被旧制度下的圣贤文化所压制和被士大夫所鄙视的民间文学，如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朱自清、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等等，他们要么是参与过民间文学的辑集、研究和出版，要么是在民间文学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和深湛见解，总之是为搜集、编辑、出版和弘扬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出过成绩的作家学者或学者作家。茅盾更是一个一生都热心关注民间文学的作家和学者，他不仅从青年时代起就广泛研究中外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等著作，还利用编辑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小说月报》，发表了许多作家学者写的民间文学文章。甚至在30年代上海文学界讨论国防文学的时候，他还撰写了《民族的“深土”的产物——民间文艺》(《生活星期刊》1卷19号，1936年10月11日)、《中国民间艺术的新发展》(1936年12月30日，发表于苏联《星火》杂志1947年3月)等文章。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他的文学观的内容和形成史，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创刊的《人民文学》发刊词里再次提出采辑和研究诸如“吴歌或粤讴”等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文艺，就不难理解了。

　　他的副手艾青和严辰都是来自解放区的名家，他们是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的，对民间文艺比较重视。建国后周扬于1950年4月在燕京大学作了一个题为《怎样批判旧文学》的讲演，对“左联”的错误偏向作了痛切的反思：“五四运动在总路线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这种倾向后来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这种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我当时也在左联，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浒’也不主张叫人看的。”在左联的成员中，很少有人像周扬那样自觉地反思当年在文艺思想上的褊狭和错误。艾青在上海时加入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在延安这个大熔炉里，接受、实践和积极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改变了左翼人士对民间文艺的贵族轻蔑态度。艾青和周扬、萧三曾编过一本《民间艺术和艺人》(1946年)，影响颇大。艾青写过《汪庭有和他的歌》(《解放日报》1944年11月8日)，评论民间诗人汪庭有的歌谣；收集和出版过陕北的《窗花剪纸》。严辰在陕北时就到乡下收集过信天游，他的《信天游选》1951年就由海燕书店出版了。他们都是熟悉民间文艺的作家。可惜，出于种种原因，“吴歌或粤讴”之类的民间文学，后来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经一番大战”才争得的“国学”地位，再次从文学的“大雅之堂”中被放逐了。

　　左翼文学家群对中国现代文学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们贬斥和否定民间文学的错误偏向，其影响却未可小视。早些时候，有一天，文化部系统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突然跑到我家里来，自报家门说他的论文题目是研究“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流派)的，要听听我对文化保守主义流派的看法。他可能是读了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发现我在中国民间文艺学之滥觞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上，讲了一些在已有的文学史里略而无闻的见解。譬如我说，第一个提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并给了胡适以莫大启发的梅光迪，在那些自命为左翼人士的文学家们眼中，就并不属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锋人物，稍后甚至成为了被“左派”批判的保守主义者“学衡派”的骨干。三四十年代，义无反顾地走向民间的，如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包括有“副刊大王”美称的孙伏园和李景汉、张世文所搜集的《定县秧歌选》和所做的民歌调查，都并非出自那些自命为左翼人士者之手。

　　笔者20世纪70年代末有幸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继而又在《文艺报》)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是诗人兼理论家张光年(光未然)。他也称得上是一位热爱、懂得、学习民歌，自觉地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的诗人。40年代他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而绕道缅甸潜回云南，曾在路南县当过中学教员，在那里他搜集和写定了当地彝族撒尼支系的阿细青年毕荣亮演唱的民间叙事长诗《阿细的先鸡》，由李公朴主持的北门出版社于1945年在昆明出版，是为撒尼支系第一部有文字记录的叙事长诗。有一次我到他的家里去谈工作，他知道我年轻时曾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过一段时间，曾经详细地对我谈起当年搜集这部民间叙事诗的那些事和他的理念，特别详细地说了他的发音人(演唱者、讲述者)毕荣亮其人，并对我说，他写了一篇关于《阿细的先鸡》的搜集写定的回忆性文字，交给了当时主持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贾芝，至今没有还他，嘱我方便时帮他问问，要回来。他所以重视这篇未能发表的文稿，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60年李广田先生领衔、红河调查队重新调查、整理和写定了另一个版本的《阿细的先基》，有意无意地对光年早年写定的这部《阿细的先鸡》有所非议。可惜我没能帮光年同志办成这件事，他就这样带着挂念和失望仙逝了。对此我至今还常常怀着深深的自责。

　　今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进行重评和讨论，发表了很多文章，我想“到民间去”应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没有过时的、重要的纬度或标准吧。但愿这股时代之风也能引起文艺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