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本命”

　　“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

　　这是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辞《表情独特的脸庞》中所说的话，摘自其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只要是真心热爱文学的人，看到这段话多少都会激动。这几句文字也很能代表布罗茨基散文的整体风格。布罗茨基的语言，有一种经历了高度提纯后才具备的力量；而他的思想，又显示出长期深入本质、探寻真相后才积淀出的沉重，二者合一，形成了我对《悲伤与理智》里大部分文字的深刻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印象主宰着我，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一个读者，成了他文字的副产品。

　　诚实地说，读布罗茨基是非常艰难的经历，你哪怕正襟危坐，谢绝所有干扰和欲望(如果能做到的话)，进入他也需要动用大量的阅读经验、知识储备和几乎所有感受力。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的译者黄灿然曾说过，“哪怕是非常老练的读者，都未见得能在三两个月间把布罗茨基的一本书整个消化掉。”作为诗歌的衍生品和另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是作者本人的认定)，布罗茨基在这些散文上花的功夫并不见得就少，虽然他更尊崇诗，但他何尝不是在用诗歌精神写着散文？单就语言，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有偏口语化的表达，也许因为英语非其母语，于是更显严谨整饬、张弛有度。典雅而流畅的文字连英语国家的读者都为之叹服，称其为“英语散文的典范”，其语言功力可见一斑。布罗茨基还将诗歌中的大量意象带入散文创作中，这多半是出于诗人的习惯和爱好，也完全能看出其用心程度。虽然布罗茨基一直是褒诗贬文的，但我认为至少从具体的行动上，他完全没有轻视自己的散文写作，甚至他是在借助这“另外一种途径”，说出了自己在诗歌创作中不能言说的部分。

　　布罗茨基散文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借此强调了自己的文学观。这些文章，不论是带着抒情的笔调去回忆往事，还是对其他一些杰出诗人和作家的评论，或是就某种文化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作者都从未将他源于文学的见解和认识带离字里行间。粗粗看去，好像他在说一些不相关的事，每篇文章似乎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写作动机，但细细揣摩，很容易发现这些不同的主题和动机就如茂盛的枝叶，在蓬勃涌向天空的同时，也深深连结于同一条根脉，扎入同一片土地。当布罗茨基用文学的准则衡量一切时，他的思路总是特别清晰，文章脉络也并不难梳理。比如他说：“正是极端的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才帮助艺术摆脱了陈词滥调。对陈词滥调的抵抗，就是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生活的东西。”这里的极端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如果独立地看，多半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值得宣扬的好东西，可它们恰是构成艺术、文学最重要的内在品质。因为文学艺术的逻辑和价值迥别于世俗生活，从本质上讲，此二者处于平行的两个世界。对于需要表达的观点，布罗茨基从来都强势直接。关于他熟悉的文学，以及它内部的永恒法则，布罗茨基早已烂熟于心，沉着自信，所以他几乎不使用商榷的语气，在他的文字王国里，他是惟一的主宰。

　　此外，布罗茨基写作散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他拒绝轻质化的表现，拒绝用含混与逃避的方式去消解。无论面对怎样的问题，只要他写，就一定是迎面走来，从不躲闪的。所以，布罗茨基的散文往往给人沉重感，甚至有压迫感。因为他迎头面对的问题，他给予思考和解答的问题，我们可能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全盘接受和理解，这就是阅读他的艰难所在。有人说，布罗茨基沉重是因为他所在的国，前苏联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生活；他的个人经历，被捕入狱，长期流亡，让他本人就无法轻松起来，这有些道理，但如果要真正理解他的散文，这些外在的原因恐怕仍无法构成全部的理由。我认为布罗茨基的“重”来自于他对文学的忠实，忠实到什么程度？忠实到他只愿意从内部理解文学的全部，而不是在它的身边，或者外围热闹地兜着圈圈。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作者，他们都为这一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或奉献了更高超的技法，或注入了更深邃的思想，或展示了更精妙的语言，在文学这个庞杂的世界里，它的每一砖一瓦都非常诚实地记载了作家们的才华与勤勉。但布罗茨基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野心勃勃，要从本质上把握文学，然后把它灌入自己的身体，四肢和头脑，让它充满全身，充满灵魂。惟有这样，他才能在最复杂最激烈最混乱也最无常的20世纪艰难地默默走上只属于自己的道路，他的写作，才有机会表达最坚实的价值和意义。

　　说得简单些，文学是布罗茨基的本命，是他的土壤和故乡，因为对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已经彻底失去了故乡的人而言，只能退而把语言认作惟一的故乡。但是这语言也并不是流动的、更新的语言，而是作为知识与记忆的语言，这对于一位创作者而言是多么可悲。自布罗茨基70年代离开苏联后，他的父母曾多次向官方提出探亲，无一次获准，直至老死。作为他们的独生子，布罗茨基终生无法见到双亲，终生再也没有回到他深情热爱的彼得堡。这对于诗人而言是多么决绝的处境。于是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布罗茨基如此坚持用俄语写诗，因为文学成了他回归故乡惟一的途径，语言是他的指路明灯，哪怕是一盏昨日之灯。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用英语写散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孤独飘荡的后半生最能倚靠的生存方式，他需要向面前的全新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他们理解文学之于他至关重要，还好，这些文字在西方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关注让他重新开启了自己的生命，这应是不幸中之万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