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文学是国之重器

　　柳青之所以要为自己时代的一群小人物写一部《创业史》，就在于柳青的写作不是一般小花小草的境界，而是那蔽日遮天莽莽森林，是在心里惦念着文学中久违的国色天香。文学要不要介入那种名为“国运”的东西？《创业史》所体现的文学精神再争议几十年，或者更有价值。

　　文学在发生之初，很难明白其中对错或者好坏，即便有即时的评说，往往与高下无关。文学是一种源远流长，是对既往有益有用有意义经验的不断积累，这样的写作才是有效的写作。一种风范的形成，在于文学之根扎在该与家国命运关联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该与民族兴亡血脉相通便理直气壮地慷慨舍身的地方。任何树叶都是树叶，任何生活都是生活，世间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世间也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是生活，另一个人的生活也是生活。牡丹奉为国色天香之际，松竹梅并没有在人间失传。牡丹沦落风尘千年，同样不能代表松竹梅就是亘古不变的艺术真谛。

　　前几天应邀给“华师一附中”写了一幅书法：忘掉年龄，牢记时间。这是个人的有感而发。对于瞬息万变的所谓“现代性”，接下来文学要做的正好相反，是如何从分秒必争的“时间”里逃出来，回到岁月的“年龄”当中。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蟠虺》开篇的一句话，无论在哪个年代，作家都可以成为松竹梅的痴迷者，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大道是要懂得牡丹如何成为国色天香，又如何没有成为国色天香的意义，还要理解不再国色天香了的牡丹不曾在民间消失片刻的隐喻和暗示。虽然不可以将“识时务者为俊杰”看作是对文学思潮的随波逐流，但是，“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才是这个时代的文学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