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珍贵的末日体验

　　人类面临的灾难是多种多样的，2012年，欧洲著名的科学传播杂志《新发现》推出一个专题：世界末日的二十个版本。如果按照灾难规模分类的话，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局部灾难、文明灾难和末日灾难。局部灾难是指人类社会的局部地区和部分成员面临的灾难；文明灾难是指涉及人类社会整体的灾难，这种灾难可能使人类文明全面倒退甚至消失，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总能有足够的数量幸存下来，并开始恢复和重建文明；末日灾难是灾难的顶峰，在这样的灾难中没人能活下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彻底消灭。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遇到的大都是局部灾难，包括自然灾难，如地震和大规模传染病；人为灾难，如战争和恐怖袭击等。这些灾难虽然惨烈，但影响的范围十分有限，地理上的范围一般不会超过地球陆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受灾人口一般不会超过三亿。

　　回顾历史，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几乎没有经历过文明灾难，《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按今天的视野来看只是局部灾难，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比较接近文明灾难的灾难有两次：1438年欧洲的黑死病和上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两者也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文明灾难。黑死病杀死了当时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但并没有影响到世界的其它部分。正如一部科幻小说《米与盐的故事》所描述，即使当时欧洲人全部死于黑死病，文明也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波及全球，战场之广和伤亡之大史无前例，但由于它发生在核时代之前，技术水平限制了它的破坏能力。二战中所消耗的炸药的TNT当量总和是五百万吨，仅为战后不久出现的最大核弹的十分之一。不管哪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人类文明都将延续下去。迄今为止几乎发生的唯一一场真正的文明灾难是上世纪北约和华约的核对峙，全面核战争一旦爆发，破坏力足以摧毁文明世界，如今这个可怕的阴影已经远去，使我们对人类理智几乎丧失的信心又恢复了一些。

　　至于末日灾难则从未发生过，目前也没有明显的迹象和可能性。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在地球上可能发生的灾难都不是末日性质的。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在地球范围内可能发生的灾难，如环境恶化、新的冰期、自然或人为的大规模传染病等，都只能导致人口数量的大量减少或文明的倒退，不大可能在物种级别上消灭人类。幸存的人类将会借助于灾难前留下的知识和技术，逐步适应灾难后的世界，使文明延续下去。

　　末日灾难只可能来自太空。

　　宇宙中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有些我们看到了但难以理解，有些我们根本还未觉察，这些力量可以使恒星诞生，也能在瞬间毁灭任何一个世界。我们的行星只是宇宙中一粒微小的灰尘，在宇宙的尺度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地球在一秒钟内消失，太阳系所受到的影响，也就是其余七颗行星的轨道因地球引力消失而进行一些调整，这样的调整主要发生在小质量的类地行星如水星、金星和火星上，而大质量的类木行星的轨道变化将微乎其微。当这件在我们看来惊天地泣鬼神的灾难发生后，从太阳系的邻居比邻星看来，相当于上万公里外的一支蜡烛边上的蚊子掉进烛苗里，根本觉察不出什么；甚至在木星上，用肉眼都很难看到太阳系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除了太阳方向的太空中那个微弱的亮点消失了。

　　与地球上的灾难相比，来自太空的灾难更难预测。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对太阳突然灾变、近距离超新星爆发等太空灾难很难做出预报。而另一类太空灾难则从物理规律的本质上就不可能预测。如果太空中有某种灾难以光速向地球运动，就不可能有灾难的信息赶在灾难之前到达地球。换句话说，我们在灾难的光锥之外，绝不可能预测到它。

　　末日灾难在科幻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正如爱情是主流文学永恒的主题一样，灾难也是科幻小说永恒的主题。《逃出母宇宙》就是一部表现来自太空的末日灾难的作品。

　　《逃出母宇宙》的构想十分宏大，末日灾难的来源是整个宇宙，是真正的灭顶之灾。与其它类似题材的作品相比，本书的科幻设定有其十分独到的地方。在大部分末日题材的科幻小说中，末日像一堵墙一样轰然耸立在人类面前，一切都清清楚楚。但《逃出母宇宙》中的描述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小说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了人类对于灾难的逐步认知过程，真相一步步揭开，曲折莫测，峰回路转，在巨大的绝望中透出希望的曙光，然后又迎来更大的绝望，走到最后悲壮的结局。小说带着读者不断地从希望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经历着只有科幻文学才能带来的末日体验。同时，与传统科幻小说中经常表现的太空灾难不同，《逃出母宇宙》中的宇宙灾难是一种全新的灾难类型，涉及物理学和宇宙学最前沿的知识，展现了宇宙演化的总体图景和时空最深处的奥秘，这种想象是终极的，具有无可比拟的广阔视野和哲学高度。

　　王晋康曾经说过，年轻的科幻作者是从未来看未来，像笔者这样的中年科幻作者是从现实看未来，而他自己则是从历史看未来。这话准确地说出了包括《逃出母宇宙》在内的王晋康科幻小说的特点。正是由于从历史看未来这一深远的视角，《逃出母宇宙》具有了凝重而深刻的内涵。作者用深沉的理性遥望想象中的人类末日，描述出一幅末日灾难中人类社会的图景。正如这一作品系列的总题目《活着》所表现的那样，在作者的世界设定中，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末日社会产生了与超级灾难相适应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像人的卵生、一夫多妻和极端专制这类在传统社会中大逆不道的行为和体制，在《逃出母宇宙》的世界设定中都变得合理了。

　　前不久，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来中国访问，在谈及我国科幻小说在描绘末日题材时所表现出的黑暗与严酷时，他认为这同我们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的遭遇有关，而他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则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历史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对未来的想象中。但反观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宇宙中不像现代的加拿大，倒更像五百年前欧洲移民到来之前的加拿大土著人。当时，由不同民族组成并代表至少十个语族的上百个部落，共同居住在从纽芬兰省到温哥华岛的加拿大。设想当时如果有一位土著科幻作家，也用同样的乐观设想他们的未来，现在回头看看显然是太乐观了。不久前出版的由加拿大土著人作家乔治斯·伊拉兹马斯和乔·桑德斯所著的书《加拿大的历史：一位土著人的观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叙述。

　　正因为从历史看未来，王晋康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色彩，即使在想象中的未来和想象中的末日，这种色彩也是那样的鲜明和厚重。《逃出母宇宙》虽然对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但其深层的思想是中国的，其中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也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书中反复出现的忧天的杞人形象就是这方面的生动的象征。这部作品给人留下的一个深刻命题是：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古老的东方文化和价值体系，是否在未来的末日灾难中具有更大的优势？

　　当然，《逃出母宇宙》展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科幻的魅力就在于把不同的未来和不同的选择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当然期待能出现另一类描述末日的更加乐观的科幻小说，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末日图景，比如在其中人类传统的核心价值得以保留。

　　回到太空灾难的话题上。对于这些来自太空的难以预测的灭顶之灾，人类社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做过相应的准备。对末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宗教中，没有上升到科学高度。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大多着眼于现实层面，即使思考未来，也是局限于现实的直线延伸，很少考虑到末日灾难这样的突变。所以，从启蒙时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到今天学派纷繁的理论，对末日灾难下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和文化的研究都很少见。

　　在现实层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涉及末日灾难，这显然是人类宪政体系中的一项重大缺失。我曾经与一位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于灾难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架构。这位学者其实没有注意到局部灾难与文明灾难和末日灾难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局部灾难发生时存在外部的救援力量，而且这种救援力量一般都很强大，往往是整个社会集中力量救援只占国土一小部分的灾难地区和人群。但对于文明灾难和末日灾难，人类世界整体同时处于灾难中，外部救援力量根本不存在。这时，现在的法律和道德体系将无法适用。对于末日灾难，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核心问题是：如果集中全部社会资源只能使少数或一部分人幸存，该怎么办？迄今为止，现代的法律或伦理体系对这个问题一直模糊不清。不可否认，在现有的社会价值观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是十分困难的，会出现激烈的争论和多种选择：可以选择让部分或少数人幸存，也可以选择坚守人类的传统价值观，让所有人平静地面对死亡。这些选择孰是孰非，可以见仁见智地讨论，但不管选择哪一种，最后在法律和伦理上必须明确；这是一个文明世界对自己应负的责任。否则末日到来之际，世界将陷入一片恐惧和茫然。在最后的大混乱中，人类既失掉尊严，也失去未来。

　　在这种情形下，《逃出母宇宙》所带来的震撼的末日体验，更彰显了科幻文学独特的价值。

　　——《逃出母宇宙》序言

　　(作者简介：著名科幻作家，《三体》系列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