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科学是科幻的源文化”

　　王晋康，男，1948年生于河南南阳，曾任石油机械厂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河南作协会员，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1993年开始从事科幻小说创作。处女作《亚当回归》即获当年全国科幻银河奖的头奖。自此他一发不可收，接连以《天火》、《生命之歌》、《西奈噩梦》、《七重外壳》、《豹》、《替天行道》、《水星播种》、《终极爆炸》、《有关时空旅行的马龙定律》、《百年守望》等短篇小说连获全国科幻银河奖，至今共获13次，是全国获银河奖次数最多的作者。曾获1997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获世界华人科幻大会星云奖中的长篇小说奖。迄今发表短篇小说80篇，出版长篇小说《生死平衡》《生命之歌》《少年闪电侠》《拉格朗日墓场》《死亡大奖》《时间之约》《十字》《蚁生》《与吾同在》《逃出母宇宙》及20余本，计500余万字。2014年，年届67岁的王晋康以大气磅礴的幻想新作《古蜀》擒获首届“大白鲸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特等奖，并捧回15万元奖金。

　　科幻世界姚海军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王晋康时代。王晋康与韩松、刘慈欣并称为国内三大科幻作家，他的作品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哲学韵味，是“硬科幻”的代表人物。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围绕着科幻创作技巧、核心科幻理念、科幻创作心得等方面，王晋康先生旁征博引、恣意挥洒，向我们展现了科幻文学的“科学之魅”。

　　谈新作

　　王黎明：听说您最近又获得了一个大奖？

　　王晋康：这个奖是“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是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北师大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和大连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因为有企业在后面赞助，财力比较雄厚，评选也相当严格，我的新作《古蜀》获得了特等奖。

　　王黎明：您最近的一本书是《逃出母宇宙》，写的是什么内容？

　　王晋康：《逃出母宇宙》写的是一种全宇宙都深陷于其中的灾变，以及人们如何应对这种灾变。

　　王黎明：听说您最近还要出版一本新作，是关于哪方面的题材和类型？

　　王晋康：这本书是《上帝之手》，是我七八年前写的，当时北京和平出版社要出，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出版。去年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血祭》，是一部科学悬疑小说，即针对某个科学问题，采用悬疑推理小说的手法去写。《上帝之手》是描写少数派性取向的题材，同样属于科学悬疑小说，后来也交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最初我定的书名是《天残》，出版社认为这个书名不太合适，后改名为《上帝之手》。

　　王黎明：您刚才提到的《血祭》，是不是去四川金沙三星堆采风时写的？

　　王晋康：是的。当时成都市委宣传部策划了一次金沙三星堆的文化推广，采用科幻文学形式。有好几位作者都参与了，包括郑军、四川女作家海妮等。其中分给我的是一部长篇，我就写了这部《血祭》，这是一部现代题材的小说，写完之后感觉不是太过瘾，后来又写了一本历史神话小说《古蜀》，就是这次获奖那部。

　　工程师的科幻之旅

　　王黎明：您本来是一名工程师，为什么会开始写科幻小说呢，您是怎么走上科幻之路的？

　　王晋康：多少有些偶然。科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类型，有很多铁杆的科幻迷。我从小也喜欢科幻，但是还不算铁杆。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长期失眠，不得不放松学业，当时正赶上80年代国外文艺作品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看了很多文学小说。国内也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家，像莫言、苏童、张贤亮这些人，他们的作品我也看过很多，还练笔写过不少东西。但是从没想过走上科幻创作这条路。我学的是工科，从小自认是一个“理工男”，偏重理性思维，人生之路还是想走理工路。当时开始写科幻小说的一个直接诱因是为了给儿子讲故事。那时候工作忙，没时间阅读新的故事，就自己编故事。有一次故事讲完之后，儿子说我编的故事比书上的好，于是我想不如抽时间写出来试试。另外，大学时期的练笔也为后来的写作做了准备。

　　王黎明：您当时编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王晋康：那是《亚当回归》，五一假期花几天时间成稿的。那时候不知道有《科幻世界》这个杂志，偶尔在地摊上看到，就把上面的地址抄下来给寄去了。当时科幻世界征稿困难，老一辈作家创作热情受了打击，写科幻的大多是年轻作者。像我这样45岁左右、有相对成熟的文学技巧、对科学也有一定看法的人比较少。杨潇社长在自由来稿中看到了我的这篇小说，感觉眼前一亮，后来这篇小说获了当年的银河奖，对我来说是精神上非常大的支持。后来，科幻世界又向我约稿，我就把肚子里成型的两篇都写出来，并且都发表了，其中《科幻狂人之死》获得94年科幻特等奖。这两次获奖之后，我就坚持写下来了。我走上科幻这条路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上大学前的文学准备，看了很多书，练了一些笔。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科学情结。我这个人生性好奇，喜欢问为什么，很多场合我都举过下面这个例子：我真正感受到科学的神奇，是知道光的七彩颜色只是电磁波频率不同——七彩颜色竟然会与频率这个数字化的东西挂钩，突然感觉到眼前五光十色的世界被干巴巴的物理定律解构了，但是这个物理定律又是那样的深刻、美妙、涵盖一切、普适于全宇宙，于是对科学产生一种敬畏感。

　　王黎明：请问您一般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灵感，是不是受了一些外国作品和理论的影响？

　　王晋康：首先说理论影响是完全没有。我是凭直觉写作的人，而且是“半道出家”，完全没有研究过这些理论。外国作品的影响是有，但不是具体构思上的影响，而是一种整体的思考方式、写作风格、写作技巧方面的影响。灵感从哪儿来的问题不好说，既然是灵感，就没有一定规律可循，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出来了。比如《生命之歌》的灵感是来自国外一篇文章，说生物是有生存欲望的，这种生存欲望存在于DNA的次级序列中；另一个灵感来源是基因音乐。“基因音乐”一度被炒的很热，基因有几个代码，正好可以与“1234567”做互相代换，从大肠杆菌到人类的各种生物基因，都可以用7种音符做代换。结合这两个灵感，我就写出了《生命之歌》，就是描写生存欲望的歌曲。

　　核心科幻与科幻构思

　　王黎明：您提出的核心科幻观点，具体内容是指什么？

　　王晋康：核心科幻实际就是过去说的硬科幻。过去一般将科幻文学分成软科幻和硬科幻，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合适，因为这种说法把软科幻和硬科幻并列了。真实情况是，科幻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学类型，其边缘地带与主流文学以及奇幻、玄幻、侦探、推理、言情小说等没有明显的界限。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说他是科幻作家，但作家本人不承认他是科幻作家；或者有人说自己写了一部科幻作品，但大家不认为他写的是科幻作品。目前科幻界已经形成共识，不去区分软科幻和硬科幻。然而，既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科幻文学必然要有独特的文学特质，即它与科学是紧密联系的，科学本身是科幻文学的一个源文化，科学因素就是它的美学因素。用通俗的话说，这种美学因素就是表现出科学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有时是视觉的、感性的，例如大刘(刘慈欣)的作品经常有对宇宙、星际飞行的壮观描写。我的作品更多是通过理性的描写传递科学的奇妙之处。比如我上个世纪90年代作品《天火》，写的是文革科学荒漠时期一个名叫林天声的男孩儿的故事，他出身不好，饱受当时政治环境高压摧残，但是思想非常活跃。当时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毛泽东说他相信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林天声在物理课堂上对老师提问，说既然物质无限可分，那么在物质的每一个层级中间，空间必然占据很大一部分，物质实体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如果无限分下去，物质不就趋近于0了吗，那物质是不是就是空间了呢？这种观念其实是现代物理学基本认可的东西。林天声的观点是一种直觉上的思考，虽然粗疏，但大体上是正确的。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有读者说科幻作家王晋康是一个物理学大家，这当然是谬赞，但这样的哲理阐述的确可以打动一些偏重理性思维的读者的心。再举一个例子，像美国科幻作家特德·姜(又译为特德·蒋)的作品《你一生的故事》，小说的科幻构思是把光的折射定律与宿命论联系起来。折射定律大家都清楚，光在不同介质中间不走直线，而是走折线。但是因为光在介质中的速度不一样，在不同介质中走的折线正好是用时最少的路径，这是物理学上更基本的最小作用量定理的一个特例。光的折射定律人们都知道，但一般人想不到用时最短的问题，特德·姜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个诠释，味道就不一样了：他说光在出发的时候，好像已经能预知到未来的经历，并且可以主动地做出选择。虽然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这种诠释也能说得通。把大自然当中很玄妙的东西，用文学的语言描述出来，这样的作品我认为就是核心科幻，与科学本身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核心科幻作品中，我认为应非常重视科幻构思，其他的科幻作品并不要求这一点。比如说克拉克的《天堂喷泉》，构思就是说太空电梯，而且这种太空电梯在科学家中间已经处于技术论证阶段。再如我的作品《生命之歌》，里面的科幻构思就是说，生物都有生存欲望，都要尽量活下去，这种生存本能都要代代相传；如果不承认超自然力，不承认上帝，这种本能只能通过基因传递，并且是数字化的，是可以破译的。这就是比较“硬”的科幻构思。另外核心科幻要求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幻作家不是科学家，不可能不出硬伤，作品中偶尔出现硬伤不算太大的问题，但应该尽量避免硬伤，保持科学知识的正确，这样不会误导青少年读者。

　　“符合科学意义的正确”

　　王黎明：您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说，科学是您的信仰，请谈一谈您作品中的超硬内核，是如何看待科学构思，以及科学构思如何才能达到科学的正确？

　　王晋康：“符合科学意义的正确”——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需要事先解释一下。科幻是文学作品，并不要求符合科学正确。但既然是科幻，就必须与科学联系起来，特别是其中比较“硬”的那些作品，最好能存活于现代科学体系之中，即：以目前的科学知识和水平的发展，对它不能证伪，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可以定义为“符合科学意义的正确”。

　　再说超硬内核的问题，这是吴岩老师转达香港作家对我作品的评论，有人说我偏人文，有人说是超硬。这两者看似有很大分歧，不能并存，其实是可以并存的。我的作品确实很注重人文思考，同时确实很强调科学正确，是基于对科学的正确理解展开人文思考。举《替天行道》的例子来说，小说中暗指的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他们投入巨资开发良种，为了让农民不能直接用其良种进行再种植，就用很大的财力开发了一种自杀基因，这种基因装在种子里，种子就不能发芽，必须通过一种特制溶液浸泡才能发芽。这种做法从商业运作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上帝”的视角来说，完全为了追求利益，就将自杀基因装在食物中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了？人类社会中短时的合理，是否就符合上帝规则中长期的合理呢？

　　王黎明：这本小说是受到什么启发而写的，怎么会想到这个合理性问题？

　　王晋康：是看到新闻中印度有农民火烧孟山都的报道，启发了我这个想法。我在小说中特别安排了一个中国式的“上帝”——一个老农的形象，他对种子不发芽的现象特别不理解：几千年来都是春种秋收，播种下去就会发芽，到这儿怎么就不能发芽呢？他就想不通这个问题。这实际就是通过老农饰演的“上帝”谴责孟山都这样的科技精英，以人类的短期合理破坏上帝规则的长期合理性。这种思考应该说是有分量的，科技界的人一般想不到这儿。我曾经问过一个农业大学副校长，留美博士，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自杀基因这回事。所以说，科幻作家的视角有时候会比专业人士更敏锐一些。

　　王黎明：您是从什么渠道关注到这么多的科技前沿的事件的呢？

　　王晋康：其实不需要特别的渠道，就是从一些公开性的报道中，从一些比较平常的科技报道中，提取值得思考的闪光点，这要求作者的目光比较敏锐。

　　“中国科幻走出去”

　　王黎明：您对中国科幻走出去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王晋康：中国科幻走出去，说重一点就是一种洋奴心态，中国人落后了很多年，这种心态是很强的，包括我自己身上也有。现在很多人都希望争个国际认可，这种心态是非常可笑的，但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消除。像莫言如果没有拿诺贝尔奖，也很难有现在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但是反过来想，盛唐时候的诗歌，他们有要求走出去吗？所以这是中国在复苏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病态的东西。但事情都是两面的，从另一个方面说，还是要认可这种现实，走出去之后可以扩大中国科幻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

　　王黎明：您对中国科幻的发展前景有什么期望？

　　王晋康：当前这一波科幻浪潮大概从90年开始，20多年来的发展不算是根深叶茂吧，至少是站住脚了。特别是刘慈欣的《三体》的出现，把中国科幻的影响推到了科幻圈以外的社会生活方面，是一个突破性的作品。

　　王黎明：您觉得《三体》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王晋康：首先是非常精彩的科幻构思，再就是非常好的文学技巧。比如第三卷《死神永生》，用一个童话把整个情节串起来，满足了人们某种探幽寻秘的心理，并且与青少年读者心里的情感之湖是暗通的。另外我认为《三体》取得巨大轰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时尚性，是一部严肃作品与时尚的结合。在当前环境下文学作品要想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应该增加一些时尚的、流行的元素。

　　科幻与科普之关系

　　王黎明：您对科幻和科普的关系怎么看？

　　王晋康：就像前面说的，科幻包括多种类型，一些外围的科幻与科普没有任何关系，与科普关系紧密的应该是核心科幻。核心科幻是以科学为源文化，以科学因素直接作为美学因素，那就与科普有天然的联系：一个是核心科幻要求有正确的科学知识，这样就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读者浇灌一些科学知识和信息。另一个因素更重要，不光是知识，最重要的是消除对科学陌生的疏离感，让读者感到科学就在身边，是生活的一部分，树立起对科学的热爱；如果他的思维再理性和敏锐一点，可以真切感受到科幻小说中科学本身揭发的大自然震撼力和美感，也许就可以激励他将来走上科学之路。上海一位科普名家曾经说，其实不需要科幻，科学本身就有震撼力，我们可以在科普中间把这种震撼力传递出来。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最近的《量子物理史话》这本科普书就确实写的很好，深入浅出，把科学本身的美充分表现出来了。但用文学方法来表达科学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的。

　　王黎明：但是表现科学本身的美，也存在一个方式问题，要用什么方式去表现。

　　王晋康：是这样。比如《量子物理史话》这种科普作品，其中传递的科学的美，需要具备一定知识储备的读者才能真正领悟，也许也并不太适合青少年儿童。所以说，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科学的美，科幻和科普应该是同盟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后记

　　科幻小说中的人文思考，其本质是在科学描写背景下，对科学过程、活动及其社会影响进行反思。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辨析，对科学过程和活动的反思，其实是对“科学的文化[1]”(Scientific Culture)的价值批判；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进行反思，其实是对“科学文化”(Science Culture)的价值批判。两者也许并没有绝对的边界。相对而言，核心科幻侧重于“科学的超硬内核”，即“科学的文化”描写，相应的人文思考也多涉及科学过程和活动的价值批判；而在此批判过程中，核心科幻作品要求具有更加坚实的科学构思以及“科学意义上的正确性”，最好能“存活于现代科学体系之中”。

　　采访中提及了科幻文学的特质。从创作文化角度，王晋康认为“科学是科幻文学的源文化”。笔者以为这其中包括两层内涵：科学的文化及科学过程；科学文化及其社会影响。从艺术美学角度，王晋康说“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2]。笔者以为，这里的科学审美同样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展现科学内容及过程的美，即展现科学包括数学形式及科学行为的严谨、简洁、优雅、普遍性等美学特质；二是展现科学的社会影响和科技成就(工程、产品、应用等)的宏大或精巧、壮丽或幽微之魅力。

　　在谈到科普与科幻的关系时，王晋康提到，科幻和科普都具有以科学为美的艺术取向。笔者认为，科学审美是科幻和科普作品共通的魅力来源。在展现科学美感的基础上，科幻作品侧重于情感传递和人文思考，科普作品则侧重于科学传播的工具价值。其次，培养读者的科学认知、唤醒读者的科学热情，是科幻作品的文化诉求，也是科普作品的价值诉求。此外，科幻作品中大量关于生命、自然、宇宙和科学实验、科学仪器、科技工程以及科学家的思维、对话、探索行为的描写，能够强化读者对科学的感性认知，建立对科学过程和活动的“直接经验”，可以视为过程科普的一种形式。

　　——2014年5月采访于北京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

　　[1]科学的文化，是指与科学过程和活动自身相关的文化；科学文化，是指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相互影响而产生并扩散的文化。

　　[2]王晋康，漫谈核心科幻，科普研究，2014年6月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