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异彩纷呈的汉碑（下）

　《西岳华山庙碑》 　 《曹全碑》局部之一 　　《曹全碑》局部之二 　《西岳华山庙碑》题跋

　　北宋时期，在文人学者群体中兴起了一股搜集、研究古代碑文字的热潮，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到处搜罗埋没在荒山古刹中的残碑断碣，获得拓本后考证源 流，记录碑文，品评书法，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同时，还有一些专门收集、研究 古代青铜器物的学者及著作。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中一个重要门类——金石学。

　　宋代金石学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著录并保存了大量的汉代碑刻的记录及拓本。由于战乱损毁和自然侵蚀等原因，许多秦汉以来的碑刻都已湮没无闻。经过宋人的搜寻、传拓和著录，大量碑刻重见天日，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

　　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经过元、明两代的延续，在清朝初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繁盛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的严酷政策，导致了文人学者大都转向 远离时事、闭门研究古代文物的学术风气。当时，学术界盛行对汉代文献、文物的研究，治学方法以训诂考据为主，被称为“汉学”，而汉代的碑刻汉字也被视为可 信无疑的真实史料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这股风气从学术界扩大到书法界，许多书法家开始倡导学习汉碑、复兴隶书的实践。于是，以汉碑为主的古代碑刻拓本成为文 人学者及书法家们争相搜集收藏的目标，并由此形成清代书坛的新潮流——碑学。

　　清代的碑学书法以研究汉碑、复兴隶书为发端。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汉碑都已经毁灭或湮没，因此，寻访和传拓隐没在荒冢残庙中的古代碑刻成为当时文 人官吏普遍参与的活动，如乾嘉时期的黄易、翁方纲、阮元等人都利用自己在各地做官的机会，大量搜访汉碑。尤其是黄易，长期在山东、河南一带寻访古碑，不仅 重新发现了《武斑碑》《武梁祠画像石》《熹平残碑》等一批汉碑，而且将拓片寄到北京，在翁方纲等学者间流传、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自己也撰写有访碑 日记、访碑录等著作。另一位碑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翁方纲则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等著作。通过这些文人官员的影响和带动，散落在各处的汉碑也被 集中起来加以保护，今天保存在山东曲阜、济宁等地的众多汉碑，就是那时集中起来的。

　　对于那些已经毁灭的汉碑来说，侥幸留存下来的拓本就格外珍贵了，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宋拓或是孤本，更是价值连城，成为收藏家追逐的对象。因为古碑 经过长期的雨摧风化、椎拓损伤等原因，即使原石尚存，不同时期的拓本在保存字数多寡和书法原貌方面差别很大，所以早期拓本尤以宋拓最为难得和宝贵。

　　比如赫赫有名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原在陕西华阴华岳庙中，明代万历年间毁于地震。其原石拓本世间流传仅有四本，存字多少不一，都是宋、元时期所 拓，名动海内。清代时这四本在不同收藏家之间流传，不论谁得到都视为珍宝，并邀请文人学者和书法名家考证题跋，以增声价。到清末，这四本《华山碑》中有三 本都归于收藏家端方一人之手，傲视同侪，传为佳话。据统计，四本《华山碑》上的题跋多达230余条，涉及人物超过300个，清代中后期的著名文人学者几乎 都在其中留下手迹，洵称瑰宝。

　　即使晚出的古碑，由于椎拓过度原石往往受损甚至毁坏，所以初拓、精拓也十分难得。如汉《曹全碑》于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白水出土，后来搬运到西安，其间损角、断裂，完整的初拓寥寥无几，在碑帖收藏者间也是珍若拱璧。

　　直到今天，汉碑不时还有新的出土发现，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规定，新出土的汉碑极少有拓本流传，对于收藏者来说十分难得。而古旧拓本已日渐稀少，若是经过著名学者、书法名家收藏或题跋者就更是难得的珍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