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柯：从草原歌舞到关中神韵

　　我常常跟我的主人公纠缠不清，《少女萨吾尔登》也一样，主人公周健应该是我诸多主人公中跟我关系最近的一位，我的发小，铁哥们儿。我们一起与邻村孩子打架，一起上北山摘杏掏野鸡蛋。有时因吵架我们不说话，见面招呼都不打。正好是夏收季节，晚上都要干活，吃晚饭时我负责看打麦场，他修电源，我转几圈过来发现他在地上打滚身上冒烟，我吓坏了，拿起木锨打断电线，喊人，大人们赶来送他去医院，抢救过来了，我们又成好朋友。我上中学时，他不再上学，到几十里外的化肥厂当修理工，工厂在铁路边，火车不断，我很羡慕。我已经上中学还没见过火车，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他就骑车驮着我跑几十公里去看火车，让我眼界大开。后来我上大学，又去新疆。新疆归来后，他也是村里第一个来看我的，不管我把新疆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他一律不信，长谈半天，末了来了一句：“在新疆吃大苦受大罪啦，把人没吃的苦都吃啦。”从小玩大的伙伴如此待我，他跟大家都认为我“回来”了，回到天堂般的故乡。我这位可爱可敬的伙伴，当年在工厂当修理工时一位同事不慎拉开电闸，正在搅拌机里作业的他顿成残废。未婚妻没有落井下石，依然嫁给了他，算是人生最大的安慰。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干农活，上学后也是边念书边干活，是村里的壮劳力，大学毕业好多年手上老茧还没褪完。工作后又是技工学校，带学生实习，对工厂企业又有所了解，见过许多工伤事故，从震惊恐惧、百思不解到习以为常。回陕西后，见到伤残的伙伴，所有的记忆再次苏醒，融合成书中的周健，摇身一变成为走出校门苦苦挣扎的大学生。在最初的构思中，搅拌机扭断周健的那一刻就应该画上句号，故事的高潮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可我认为强烈的戏剧瞬间与过分匀称的结构会限制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艺术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生长过程，既应和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又顺乎人物彼此间的和弦与旋律。

　　这部小说动笔前我因病住院，出院后开始动笔，原先的构思统统作废，写到周健受伤那一节正是全书三分之二，更大的难度应该在后三分之一，这个时候我才体验到我童年时的发小、我的乡党当年受伤后面临的挑战。古老的周原不能医治周健，周健那个蒙古族婶子金花用卫拉特人的歌舞萨吾尔登来医治周健，美丽的未婚妻张海燕就成了天山雪莲的化身。故乡周原曾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诗经》《穆天子传》《封神演义》的源头。唐以后，重心移向东南，关中失去光彩，关中不再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大熔炉，跟西域断了血脉。这种断裂使得宋元明清(元除外)精致有余雄浑博大不足。

　　我曾多次写过西域各民族文化对我的影响，情动于衷而言于文，情怎么动？感发于天地万物，这些含蓄内敛的文字都不如岩画生动传神。生命的神秘美好庄严全在其中。我曾用许多西域歌曲做小说的主旋律，这次我采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的萨吾尔登歌舞。在《诗经》那个年代，中原人如此歌唱过狂欢过，后来礼仪化了，理学化了，道学化了，难能可贵的是理学盛行的宋代，关中西府周秦故地出了一个大儒张载，也是关学的奠基人。张载最有名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大同”世界，人人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我这个关中子弟在中亚大漠重温关学大师张载的《西铭》，甚至觉得关学的精髓尽在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的萨吾尔登歌舞中。当年渥巴锡汗带领土尔扈特人东归天山母亲的怀抱，20万人只归来七八万人，大多数人死于途中，你就能体会到萨吾尔登舞蹈中人与动物以及天地万物的兄弟情谊，那种弥漫天地的超越苦难与死亡的大爱用来医治周健的创伤再好不过了。那一刻，关中少女张海燕成了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的一员，翩翩起舞于关中渭北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