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预备立宪：悲情落幕的改革大剧

清政府派出考察团赴各国考察立宪

　　一百年前，当中华民族这列庞大、陈旧、制动接近失灵的车辆摇晃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本来可以选择阳光之路，避免后来那场民族大病的，可历史一步迈错，就使几万万人民陷入了空前的灾难。

　　其实，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走投无路，社会病痛不断加剧的19世纪，历史给过末代王朝一个机会，国内政治力量也给过它思考、把握和运筹的足够时间，但昏聩的清廷却下错了赌注，最后连同整个君主体制都搭了进去。

　　潮急浪高的时代

　　辛亥年武昌城响作一团的枪炮声对立宪思潮作了了断，也对清政府怀揣的最后一丝侥幸心态作了了断。当中国历史经历了几次大转折之后，回头再看那个“节点”，就像隔着层层帐幕，很多人事和过程变得似是而非。

　　朝廷醉生梦死时，至少还有一个人没有酣睡，他就是当时的“皇上”。

　　光绪支持和领导了清末著名的政治改革，三个月后惨遭镇压。他和谭嗣同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仔细反思一下中国在近代走过的坎坷历程，每个人都会对皇帝这场失败的改革感到痛惜和无奈，总有一种不大容易表述的滋味。

　　光绪是清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历史似乎有意提供了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却安排他主演的变革大剧出师未捷，悲情落幕。

　　爱新觉罗•载湉这个名字的表意是水流的宁静，而他生不逢时，出生就遇到一个潮急浪高的时代。

　　我们现在通过西方摄影师留下的这位陛下的几张“写真”，从一副椭圆形的白皙脸孔上看到的是一个少年天子的斯文清秀。他生在深宫，长在层层帷幔之中，从未领教过日光何毒、夜风何寒。天下人都知道他被西太后拽着去过一趟长安，但那次是躲难，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的事，也是他变法失败被幽禁之后的经历。此前他是否出过远门，是否到民间看过生民们耕扒土地牧养牛羊，看过鸡犬相闻的村落和或枯或荣的田野，好像没有记录。就是这么个什么都了解又什么都不了解的年轻皇帝，能够知苍生之艰，知国家之危，站出来领导变革，怎么说也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开明之君。

　　“千里长棚”已到尽头

　　后来人都了解光绪独特的身世和处境，从他记事开始，也就是从他四岁入继大统开始，高高龙椅后面的一团魔影就未曾离开过他的头顶。更为糟糕的是，他继承的本来就是一个四处疮痍，愁云笼罩的王朝，他的改革也是在一片沉痛的气氛中开场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他留给历史的气场里感受到青春和阳光，感受到他的气魄、胆略和激愤。

　　德宗于1898年6月11日颁诏变法，他极力主张破格取仕，循名责实，拔庶民为公卿，起用一大批维新志士。随后，他“明定国是”，颁行新政，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变法，短短一百零三天，他颁布了变法“上谕”300多份。死水一般的清廷顿时迎来缕缕清风，朝野上下也看到了希望的生机。

　　然而，要重新确定皇室与这份拥有四万万人口“家业”的关系，要革自己的命，革一个传承了二三百年的偌大利益集团的命，实在太难！现实结果是，带着热血和激情、也带着几分天真的皇帝，在保守派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百日政改给中国带来的生气很快被僵死自守的沉闷与恐惧取代了。

　　极具中国封建特色的清末国情无情地给维新派亮了红灯。当惊心动魄的这一幕过去之后，后来人对他们都不以为然，许多冷冰冰的学术论证与既成的历史结局当然对接得天衣无缝，但后人论证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总可以找出一百个缘由来。同样，对光绪惨败的缘由，今人足可列出一万个为什么。可我总感到，再多的因素莫过于那个阴毒自私的冷面女人，她只是死死地攥紧权力，丝毫没有想过要用自己的手去拨动中国，拨动历史。

　　慈禧生于1835年，五岁时就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时她只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女孩，自然不懂得这场海战对大清朝意味着什么，更不会料到她的一生几乎伴随了王朝走向衰亡的整个时代，她也几乎左右了晚清风雨飘摇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可在清末，整个帝国只有她能够以理性方式对政局加以操控，只有她的决策，才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获得最大的变革实效。她作出的任何点拨，都能够影响和决定这个古老大国的运行轨道和速度。那会儿，只要她能将其新政和洋务运动往前推进一步，清廷此前所做的改革举动都会被历史作为另一种性质改写，就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前奏。或者说，只要是在“大限”之内，朝廷的改革决断都可能使中国避免后来的巨灾。遗憾的是，慈禧不可能认清帝国宴席的“千里长棚”已到尽头，尽管王朝摇摇欲坠，她思索的还是怎样江山永固，帝祚长续，权力欲望依然在她心中蒸腾着，她还在盘算着再一次垂帘听政。因此，纵观她所掌控的改革，尤其是在政治改革中，就是类似于挤牙膏的进程。

　　说她本可以成为“东方伊丽莎白”，这也只是人们后来抱憾的一种假设，她在世时谁敢在她面前作这种指点？她对这个雅致洋气的称呼也不会感兴趣，她最乐意大家喊她“老佛爷”，一个不男不女、散发着霉气的古怪称呼。可这个凡胎老妇至死都未明白“临时抱佛脚”的改革是什么后果。

　　朝廷的“魔术”

　　1905年，穷途末路的清王朝距离它寿终正寝的日子还有五六年的时光，如果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将死者，上帝给他延缓这么长的时日，应该是足够宽容的。

　　人们为立宪而欢呼的感人消息传到北京颐和园一座小小的湖心亭中，太后和皇上都“颇深嘉悦”。当年10月2日《申报》的报道是用这四个字形容他们心情的。

　　一年后，清廷宣布开始筹备资政院，各省准备设立咨议局。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08年，清廷抛出《钦定宪法大纲》，规定此后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这年年底慈禧带着她死都不放心的“皇儿”一并撒手西归了，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载沣不得不决定缩短“预备期”，提前到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组成内阁。

　　朝野双方依然都带着莫大的期待，人们期待着朝廷能够从垂死中醒来，诚心诚意地推行新政；而朝廷则期待着他们的“魔术”能够成功，瞒天过海，缓解强大的内外压力。很多人没有意料到，年仅二十七岁的摄政王载沣竟然也是一副权力既得者的心态，并且比偏狭的“老佛爷”还要僵死。1911年5月8日，人们千呼万唤的内阁名单终于出笼了，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有五人是皇族，八人是满族。人们望眼欲穿盼来的责任内阁竟是一个“皇族内阁”的怪胎，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

　　人们对清廷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了。立宪派绝望了，人民绝望了，革命派更加坚定了。就在清廷公布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名单的前一天，远在美国芝加哥的孙中山已经通电全世界，宣布继续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

　　这位熟知解剖学、面色严峻的革命家的冷静目光早已穿透了清王朝的五脏六腑。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重大政治改革必然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会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设计改革，为了掩饰自己对改革思潮的仇恨，他们只得以种种理由来敷衍舆论，拖延改革。目光如豆的清政府更是一群这般苟延残喘的东西，孙中山把他们看得最透彻。导致清政府众叛亲离的正是他们自己，没有多少人再相信它。直到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也没有几个人为它挺身而战。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1905年，也是一个别有意味的年份。这一年，似乎故意要与立宪闹剧巧合到一起的是，中国同盟会于8月20日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的出现，无疑是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同盟会在其《章程》中提出了与立宪梦想针锋相对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还是在这一年，《民报》于岁末创刊，孙中山亲拟了《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情。接下来，同盟会及其纲领主导了中国那场翻天覆地的大裂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这句名言，我们背诵了几十年，但让我真正理解它的，还是清末以来的这段总使人感叹不已的历史。

　　(此文原载于《时代周报》2012年3月1日，系任蒙长篇散文《世纪的黎明》的节录，《世纪的黎明》全文收入作者历史文化散文集《反读五千年》中，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