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应具备中国视野

　　近年来，文学界不断出现“中国视野”、“中国立场”、“中国故事”等提法，这一切的重心都在“中国”，“中国”在哪里？既不仅仅是北京、上海， 也不仅仅是底层、苦难。在当下，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不断强化，而对于作为根基和背景的中国现实却相对缺乏认识。就此，中国作协文学理论评论委员会和中国现代 文学馆3月31日在京召开“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会议。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作家、批评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研讨会由何向阳、李洱共同主持。

　　李敬泽谈到，文学批评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时代进步、社会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素养得到了提高，但立足当下提出并解决问题、形成 新的理论的能力是欠缺的，这也是文学批评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他说，中国是我们的根基所在，中国视野的提出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根本立场，某种程度上讲，这更 强调了文学批评的中国立场。由这个立场而来的是视野、胸怀、情怀，以及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我们的视野应该怎么调整等问题，这些对于中国当代 文学批评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国视野应植根于本土现实

　　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作家、批评家需要具有世界视野，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本土的、现实的中国更应该是我们创作、批评的根基之所在。李云 雷认为，所谓中国视野，既应该包括当代中国的现实，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批评家经历了发展飞速、经验 断裂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个人怎么建立内在的统一性，如何将个人经验有效地传递出来，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

　　李洱认为，如果没有历史，现实感是不成立的。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作家、批评家应该具有整体观、历史感和现实感。当下中国的经验非常复杂，常常 是后面的经验不断地覆盖前面的经验，这就要求写作必须在表达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囊括之前的历史经验，以此激活批评家和读者的个人经验。

　　来自西部的张晓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视野有不同的理解。她认为，当我们提到文化中心时，首先想到的是京沪等文化中心地区，容易忽略更广阔遥远的边 疆地带。中国文学之所以源远流长，它的魅力不仅在文化中心，更在于每一处新的文化疆土，文化意义上新的疆土与地理意义上的疆土同样重要。

　　历史背景下的中国视野

　　中国视野是与世界视野相对的。何向阳梳理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几次碰撞。她认为，“西学东渐”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明末清初、晚晴民初、 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次文化碰撞对中国现代化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造成了文学批评的“远视”和“近视”——跳过中国直接到了大洋彼岸，抑或是只看 到当下，缺乏宏大视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转向是与会批评家多次提及的问题。杨庆祥提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现代的、专业的、权威的，同时也是具有意识形 态属性的。在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经历了一种“转向”，弱化了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属性，导致了专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悖反。他认为，批评家是具有现代精神 的知识人，在文学活动中应该抛弃主观的个人成见，为更广大的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发言。

　　中国视野应该从个人经验出发

　　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批评实践中，都必须重视个人的经验。傅逸尘说，中国文学和批评目前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作家、批评家对具体的个人不感 兴趣，其生活经验是间接的。虽然自身的知识积累不断增长，但是生命经验却停留在某个地方，无法跟知识相匹配，所以文学表述是无法穿透时代的。

　　梁鸿更倾向于从词源意义上探寻每个词语的存在，比如“故乡”，它的意义是层层叠叠的，是一个跟当下情感体验息息相关的概念，背后包含了对生活和 时代危机的体验。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学术批评怎么和中国现实发生关系，不仅需要书斋阅读，更需要广泛的行走和田野调查。只有经过行走，才能够获取较为全面 的感性认知，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等等。在行走之后回过头面对文本，才会具备基本的穿透力和洞察力。

　　张莉建议文学批评应该回到批评家个人对文本的独特感受。她认为，中国学者之所以是中国学者，原因是自己身在此山中。她提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 可以随着时代发展留存下来的，批评家、批评对象、批评文章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批评家必须真正深入地体验鲜活的生活，因为只有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哪些作品是 苍白的，哪些作品是真实而有震撼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