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呼唤“立心”的批评

　　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似乎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文学批评，至少多数的写作者，不再仰仗批评对他的告诫和提醒，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写作来证明自己。但批评的意义仍然强大。它不仅是一种告诫的艺术，能够有效地通过对话来影响作家，影响文学的当下进程；它还能提出一种肯定，进而昭示出一种何为值得我们热爱的文学，何为值得我们献身的精神。

　　无从告诫，并不一定是批评勇气的丧失，也可能是批评家缺乏智慧和见识，看不清问题，不能把话说到真正的痛处。没有睿见，那些勇敢的批评，增长的无非是文坛的戾气，这对于矫治一些作家的写作陋习并无助益。

　　而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中国每一次文学革命，重变化，重形式的创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是如此。

　　文学批评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知识生产和材料考据的阅读感受，它告诉我们最新的文学状况，且直率地说出自己对当下文学和现实的个人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批评在学术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虚假的、不必要的。但文学批评依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发声、如何立心的难题。一些批评家，试图通过批评的学术化来确证它的价值，但这条路未必走得通，因为批评一旦丧失了艺术直觉和价值决断这一基石，只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李健吾语)，批评就可能成为死的知识，既无冒险的勇气，也无有趣的分析，必将老得更快。因此，批评如果没有学理，没有对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种无知；但如果批评只限于知识和材料，不能分享文学精神的内在性，也会造成一种审美瘫痪。

　　文学批评是独立的，必须警惕一种批评的依附性。而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召唤，最重要的是要重新认识批评的品质——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批评也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不依附于任何写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写作。批评要成为真正独立的写作，就必须为批评立心。无心，就无立场，无精神维度，无灵魂，也就是没有批评之道。

　　那何为批评之心？我以为它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方面。其中，又以义理为最高。批评的义理，不仅是指思想或哲学，它也是指文学的道义与艺术的原理。不合义理的批评，即便姿态勇猛、辞章华丽，终归偏离了文学的大道，而难以服人。而讲究义理的批评，又要有实证精神和文体意识，才能使它所坚持的义理得以落实。实证，就是考据，文本的考据，关乎艺术细节的欣赏，人物性格的逻辑分析，情感冲突的发现和探讨——所谓的细读，其实就是实证，是一种艺术形象的还原。文体，是说话的方式，也是语言的风采，是修辞之美，也是文章之道。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这个“言”就是修辞，也是文体。有怎样的义理，也就会有怎样的文体。情感如何节制，说话如何把握分寸，个性与激情如何平衡，理性与感性如何互动，修辞立其诚，这都是文体的艺术。

　　义理、实证和文体，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三者合一，则文学批评也成一特殊的学问——义理阐明文学的德性，实证运用鉴赏的能力，文体经营批评的辞章，这几方面皆备，才堪称有学问的批评、立心的批评。为批评立心，其实是为批评找魂，找到了这个魂魄，批评才不会苟且：价值上不苟且，是义理的基础；字句上不苟且，是文体的开端。好的批评，是文学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