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君:在“宝玉已死”的时代申诉黛玉的任性权——读文珍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我喜欢看文珍的小说，但是不敢多看。文珍的小说能把人卷进去，卷进到那种怅惘的、飘忽的、幽暗又悠长的、没出路也没道理的情绪中去，让人想起初识愁滋味的漫长暑假，或假日黄昏“睡过头”的午觉后那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惶恐茫然。这时候，那些从潜意识里漫出的黑雾必须被清明的理智压下去，否则，常人承担不起。这次第怎一个“闷”字了得？

　　“闷”是文珍小说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她笔下所有人物的“作”都是因为“闷”。这个“闷”就是常规生活——当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今天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资格过上这种生活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很闷”，但是想想那些打破了头还挤不进来的人，也就不好意思不幸福了。文珍笔下的那些“女文青”们也不知道除了这样还能怎样，甚至觉得自己简直该打，但她们就是忍不了，只能“作”。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能够接受文珍笔下那些“死作”的“女文青”，她们都像林黛玉一样任性。但是今天，林黛玉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网络小说中规模庞大的“宫斗·宅斗文”大都是“向红楼致敬”的，但女主人公走的都是宝钗、袭人一路，林黛玉似乎压根儿不存在。只有在《红楼梦》的“同人写作”里，林黛玉还活着，那些“死忠”的姑娘们心里都有一个林黛玉。为了让林黛玉活下来，她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贾宝玉干掉——不是让他按照贾政的规划为官作宰，就是干脆把黛玉嫁给北静王甚至薛蟠——她们相信只有一个世俗成功、能打能拼的男人才能为林黛玉撑起一把保护伞，让她率性认真、多愁善感。我没有批评这些姑娘们的意思，只是觉得她们的无奈好可怜。如此才知道，曹雪芹可真是贵族啊，举家食粥了还是个贵族。要说文珍和那些姑娘们差不多同龄，她这股“吃饱了撑的”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呢？

　　所以，可以想见文珍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是多么不讨喜。她们的丈夫或男友们已经是改造过的贾宝玉了，虽然算不上多么成功，但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性格，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爱，像贾宝玉一样一往情深。他们提供的“庸常”已经是最高质量的“庸常”，可“不知惜福”的林黛玉们还是要闹腾。

　　读文珍的小说就是一个接受林黛玉们申诉的过程。我们早过了自己的“林黛玉阶段”，成长为薛宝钗、王熙凤、王夫人，甚至老太太。带着这么多年“懂事”的经验和成年人的不耐烦，听一个“拒绝长大”的小姑娘呻吟絮叨。渐渐地，铠甲松了，心灵软了，清明的理智模糊了。我们发觉自己心里的“林黛玉”还没有死透，她借着文珍的诉说申诉着自己生存的权利。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接下文珍的申诉，这样的人心里一定有一个没死透的林黛玉。我第一次被她说服是读《气味之城》，我认为它是文珍迄今为止最自我的、最饱满的、最有说服力的小说。小说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切入，因此女主人公的“闹腾”显得越发不招人待见，好好的日子、好好的老公，却突然不告而别，留下满屋的植物和一心爱她的男人。但抵触的同时，读者也不禁被女主人公散发出的强大魅力气息所席卷了——各种植物的奇异的香，各种美食的烟火的香，各种情致的迷人的香。这个林黛玉是玻璃心的，但更是玲珑剔透的，她的美妙是薛宝钗没有的。渐渐地，你的情感态度转向了女主人公一边，不是她不惜福，而是那个坐享其福的男人没有能力知情解意。渐渐地，你的神经也敏感起来了，切身感受到她的痛、她的渴、她的寂寞、她的干涸。于是，那个“闷”就不仅仅是形而上层面上的反抗常规，而是有了现实的肉身——一种充满灵性的爱得不到回应的苦闷。于是，小说也在一个最基础的层面上完成了申诉——至少是“文科女”对“理科男”的申诉。我们如今的情感世界是被“雍正帝”和“理科男”联合统治的，女人们伤心于“雍正帝”的薄情寡义，就容忍了郭靖式的“牛嚼牡丹”。文珍“任性”地告诉我们不行，就算这个时代养不起贾宝玉了，也不能随便拿薛蟠对付，还毫不羞愧地把一切不甘称为“作死”。

　　在《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中，文珍把“闷”提升到更高更广的精神层面。“闷”的背后不是只有青春荷尔蒙的躁动和“文青”对“庸常”的叛逆，而是一种被时代压抑封冻了的精神激情。小说把背景设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比“我”大9岁的男友清醒地选择犬儒主义似乎顺理成章。在他的“成熟”面前，“我”的一切热望都显得那么幼稚，一切背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路的选择都显得那么的不靠谱。但最终，“我”无以反驳的“他”未能留住并没有理想方向的“我”，“我”就是要离开，哪怕不知道为什么。“基督说，信，望，爱，首先要信仰和希望。而我从小就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长大。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也就无从希望与热爱。除此之外，我无法解释我的背井离乡。”在这里，文珍打通了个人情愫与时代心理之间的关系，那个无法自我言说的“作”，正显示了艰难寻找精神出路的努力。这是一篇有气象的小说，可惜的是，这里的时代勾连多少还有些概念化，没有像《气味之城》那样落实到细节里，这让我想起一个更年轻的学生告诉我：“老师，那些事我们听说过没见过，像鬼一样。”

　　世界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擅于写别人，一类擅于写自己。当然，伟大的作家都要用自己写别人，或用别人写自己。我希望文珍走后一条路，希望她用写别人练笔后，最终落回写自己——更丰富的自己，更辽阔的自己，更笃定任性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