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写作者的幸运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介主题是以欧洲为中心，但莫言得奖对中国文学还是有深长意味。评奖的标准中有一条，大概意思是需要持续性写作，这一条，说来容易做到难。从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学时期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都是在时续时断中进行，每一代写作者都很难有持续20年以上的安定时间，得以从容建设自己的美学体系。莫言得奖，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已经拥有职业性的写作，在职业性写作背后，其实是有一整幅社会图景，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稳定连贯性的发展，更是思想和艺术的独立自由，个人意志的鲜明体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眼光，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辐射到亚洲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队伍里看见莫言，不可能忽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背景。

　　人往往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体现价值，比如“人口红利”这个词，大概可作为一个隐喻。而在写作者的世界，人就是人，即便他不事生产也不事消费，也依旧有着价值，这价值是天然赋予的，我们的世界就是建构在这样“无用”的价值上。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还是会感觉到失职，比如说，当看见媒体上报道年轻的孩子轻生，社会学者的统计显示农村老龄人口自杀的比例，无论是笼统的数字还是生动的个体，都让人痛心，其实，让人们珍惜生命，就是我们写作人的职责，大约也是我们虚构存在的意义吧！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的工作不是直接地体现功能，但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点作用。这点作用，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定质定量，它实在太隐秘了，甚至被我们自己忽略。所以，我希望不要用“票房”、“印数”、“利润”、“人才库”这一类指标来衡量我们的劳动。在一个科学实证的世界，文学确是边缘的存在，可有还是比没有好，至少，文学可以使生活变得有趣一些，它让人生出一些妄想，妄想去求证一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我记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上，葡萄牙队出场的一幕，每个球员的臂上都佩戴黑纱，哀悼他们的作家萨拉马戈逝世。这多少证明那些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情还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我们写作的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幸运了，相比我们父母辈，他们殚精竭虑处理的，就是集体精神和私人生活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逾矩。他们想得多，写得少，出版和印刷得更少。今天自由的空气和蓬勃兴旺的印刷业，使得写作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当然，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过剩是难免的。我以为，我们还是要向前辈学习，学习他们的认真谨慎，对文字的尊重，对文学的敬畏，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用计量来催促我们，给我们足够的宽裕，空间上和时间上，让我们保持镇定清醒，检讨思想，积蓄感情，锻炼文字，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