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秉杰：它为什么既先锋又好看

　　今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了心理的健康》，是人到老年，回顾和咀嚼人生的，一定程度上也铺陈与影指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发表时，编辑认为这不像是一篇散文、回忆录或别的什么的文章题目，把它改成了《一个人的道路》，认为这比较合适。范小青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倒是很符合现代小说的含义及要求，但我也想把自己被否决的题目再移送给它。尽管它所写的故事、人物、小说性特征，看来与我的经历毫不相干，可它也引起了我的共鸣。作为一个评论者，多数的时候是一个旁观者和评价者，引起共鸣的时候是很少的。

　　《我的名字叫王村》采用一种缠绕叙事，绕来绕去，绕出了问题、悖逆、矛盾性、难点和故事，把单纯和复杂、线性和缠绕、日常性和意象性统一在叙事之中，读来很有兴味。更值得留意的是，它的叙事是从“渺小”开始的。王全的弟弟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只小老鼠，这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谵语和妄想，但从渺小开始，和过去那种身披铠甲、手执武器的感觉是不同的。在这个“传奇的时代”，谁会感觉到自己很强大呢？答案可能多种多样。范小青的叙事采用了一种微讽的语调，包含了作家的一种态度、一种情怀，又使它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点距离。或许，这又是要求保持健康的距离。

　　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不断地有发展、有变化，可它也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变化表明了作家创作的宽度与才华，而一惯性的追求，决定了她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范小青不是一位眼睛向上、专写大事的人。 她写的都是那些最常见、最细碎、最具体、最无法摆脱的生活，最隐蔽的矛盾和最让人困惑的问题，而大事就隐含在小事之中。因而迄今为止，范小青的所有创作都使人感到没有过时，仍有绵绵不绝的生命力，这是一位作家的光荣。我以前比较喜欢的小说是范小青的《女同志》，这也表明我是一个趣味保守、更注重社会性的读者，但我也看重那种更有独创性的创作。《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部奇书，它使我想起了刘震云的小说，同样颇具故事性。我还想起了北岛的诗《生活》：网，但已演化成了特殊的小说景观。想起伟人诗词“人有病，天知否？”这显然又需别一种的感应能力和知性概括力。小说可能只是一个假设的入口，接下来的道路或出口则无数。范小青的小说在病人与疑似病人之间纠缠；在王全和王全的弟弟是否合二为一，王全寻找弟弟是否就是寻找自己的疑问中反复推进。生命是线性的，生活是缠绕的。一次次的波折、误会、矛盾冲突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我的名字叫王村》在这儿打通乡村和城市的景观，具体而微地联系起了王全的家庭成员和小王村的发展面貌，并且把它们全部转化成了一种心理和精神面貌的描写，我认为，这构成了支撑这部小说叙事的最重要的力量。

　　在西方文艺思潮深刻地影响中国小说创作的时候，我们总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故事来表达那种先锋观念或方法论上的突破，连“理念的感性显现”都做不到，更不用说自然而然地小说叙事了。我们不能把那种哲理和本土的生活、社会、文化具体地结合起来。因而显得“隔”，既损害了观念也损害了小说。范小青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似乎解决了这个矛盾，它的小说故事明显是后现代语境中的问题导向。可又是属人的和充分生活化的；它吸收了先锋文学诸多的艺术成果，又具体和深入地反映了时代发展与社会面貌。主要原因还在于它塑造了众多具有现实性含义的人物：例如村长王长官，父亲王长贵，村里装精神病又处处图谋不轨的王图，城里打工承包的王大包，以及大哥、大嫂、母亲、赖月等等。各个人物都写得生动、逼肖，有自己的语言、声口、逻辑及行为追求，不仅表达了世俗社会和现实生存的法则，也衬托了王全寻找弟弟的过程。范小青坚持写百姓、百态、百种理由，从中引出了物质的羁绊、精神的阴影、历史的谜团，这使他的小说变得好看，富有吸引力。《我的名字叫王村》仿佛是把“寻找”、“回家”、“我是谁”这些古老的命题在现代化浪潮和后现代的语境中重新生动地演绎一遍，便使她的创作成了一种让人惊异的崭新的小说文本。

　　一次艺术探索和创新，并不是要用一种艺术样式取代或否定另一种艺术样式，更多的是综合及发展。变形是有生活或原型的，象征则必须通过一定文化的联想。范小青的小说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元素的结合。就其目标和关注点而言，可能还是“新写实”的一种发展，却不缺乏温度和暖意。譬如它写到的赖月。它甚至能和五四人文精神联系起来，鲁迅在答《戏》周刊问时说道，“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从而引起广泛的共鸣。范小青说，“我的叙述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这也很恰切地表达了作品的指向和追求。有深度的创作，总是要超出故事的表层，而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