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从记忆出发

　　人的意识都是从记忆开始的。我最初的记忆应该在两岁，但都是些朦胧的片段。那时的天很蓝，树很绿。一个托儿所里，好像到处是带围栏的小木床。我被圈在其中一个小床里，身边偶尔有大人走过。后来的一个早晨，父母为我穿上新衣，说是要送我去幼儿园。当时母亲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干部，父亲在一个商业部驻津机构里工作，他们都很忙。在那个早晨，幼儿园里别的小朋友还没有到，一个女老师接待了我们。她的相貌已记不清楚，好像挺和蔼。我的父母对她说了一些拜托之类的话就走了。我看一看周围陌生的环境，突然有些恐惧，于是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女老师就不再和蔼了，恐吓地哄了我一下就转身忙自己的事了。我一边哭，无意中从墙上的镜子里看到正在咧嘴大哭的自己，觉得样子很丑，于是就不再哭了。那时海河还有商船开进来。每到中午，河面的浮桥就会开启。这时也正是小朋友们午睡的时间。我躺在木质地板的垫子上，听着远处轮船嗡嗡的汽笛声。那种漫长而舒缓的中午感觉永远留在记忆里。

　　后来的记忆就渐渐清晰了。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工人聚居区，有着整齐的街道和红砖平房。居民多是附近国营企业的职工。白天男人们去上班，女人在家里没事就凑到一起闲聊，当然经常说的是一些隐私。那时我刚上小学，女人们也就不避讳。我在一旁听了她们说的事自然不知所云，但若干年后再回想起来也就恍然。记得有一次，是一个上午，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匆匆回来，一副兴奋又很神秘的表情。院里的女人们立刻围上去跟她叽叽咕咕，然后就哧哧地笑。原来这个女人早已绝经，去医院竟验出妊娠阳性。这件事不仅她自己，也令所有的女人既惊讶又很振奋。大家都不知她这“阳性”是从哪里来的。这女人立刻笑着啐说，哪里来的？当然是从我男人那里来的！于是女人们就又叽叽呱呱地笑成一团。

　　那时我有一个爱好，虽然还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却很喜欢去街上看大字报，经常能从第一张看到十几甚至几十的最后一张。当时的大字报并不都是横七竖八的“打倒”和“砸烂”，也有字迹很漂亮的，内容和题材也极为丰富，历史的、专业的、社会的，甚至是私生活的，很像今天网上发的帖子，而且一些叙述语言也极棒，看得出作者很有才情。应该说，我人生中最早的阅读，这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曾写过一部题为《阳光如烟》的中篇小说，这个小说就几乎全部取材于当年的大字报。当然，我那时热衷于读这些大字报还有另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就在此时，我家的门前也被贴满了大字报……这段生活，后来就成为我的一个宝库，不仅是记忆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生知识的宝库。

　　我读初中时有两位印象深刻的老师。一位是有着一副六边形面孔的男人。他自视才高，胆子也大，化学物理数学外语什么都敢教。当时中学师资很匮乏，对教学质量要求也不高，所以这个老师每天用一口浓重的河南腔叽里哐当地教我们说俄语，我后来在电视上听到普京讲话，才知道俄语并不是那样的铿锵。我那时就爱看书，当然没什么远大抱负，只是无聊。但读书多了自然就会懂一些闲七杂八的东西，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头脑比较复杂”。于是有位老师决定彻底挖一挖我的思想根源。一天，他把我叫去，让我详细开列出究竟都读过哪些“封资修”的黑书，于是我就只好像交代罪行一样老老实实地列出一个书单。但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老师毕竟也是读过书的人。于是，这个书单反过来竟又成为我的另一种罪证。他在班里对全体同学说，我声称读过这些书是在吹牛，而且十分肯定地说，我在当时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书的。我一下糊涂了。另一位初中老师则是一个女人。在我的记忆中虽不太漂亮，但由于有深度近视又不戴眼镜，就总是习惯地眯起眼，这样也就多了一种妩媚。她当时教语文，所以为我留下很多已成为习惯的错别字。比如娴熟的“娴”，我就总是读成“敏”。还有“介”，总是习惯地读成“嘎”。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经常去那边探亲，于是每次在带着一个大肚子回来的同时，也就带回一些上海方言。所以，她一直把煞有介事读成煞有“嘎”事。我读初中几年，语文课是在挣扎中坚持过来的。这位女老师认定我在语文方面很低能，于是我的成绩就永远是75分，直到最后一次考试，她才笑眯眯地给了我一个80分。若干年后，我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回来，一次在街上偶遇她，当她听说我读的是数学系，立刻频频点头，说我早就说过你是不适合学语文的。我当时很认真地告诉她，据说在大学里不叫语文，叫中文，中文系。

　　也就是这两位老师，是学校毕业分配小组的成员。他们决定了我的命运。我毕业时接到学校通知，要求去东北一个叫榆树的地方插队。据说那是一个遥远而又寒冷的地方，如果在露天撒尿，能将尿水和小鸡鸡一起冻成冰柱。这件事我不意外。当时家庭出身好而且家长有门路的同学，都已被分去工厂上班，还有更好的则进了国营大企业——当然，若干年后，去了国营大企业的同学，处境也是可想而知。我曾在一个冬天的黄昏遇到一位这样的同学，当时他正在街边守着一个水果摊，脸色和香蕉一样。

　　我这一次并没有去插队。当时母亲的处境已有了松动，母亲坚决没让我去那个叫榆树的地方插队。我不得不佩服母亲，毕竟是参加过残酷斗争的老同志，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我在家里赋闲一年，母亲果然被平反了。用那时的话说叫“解放”，母亲终于从“牛棚”解放出来。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一说，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母亲提的要求很简单：让我儿子去上高中。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初中毕业生一般有三个出路，一是分配工作，二是上高中，第三则是去农村插队。曾有人提出，我的小说中写到初中毕业分配工作这样的细节不符合史实。我估计提这种问题的一定是年轻人。那时刚恢复高中教育，如果读高中，还会面临去农村插队的问题。所以母亲身边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干脆让你儿子进工厂？母亲听了只是笑笑。当然，倘若我真的进了工厂，那么现在的下岗大军中就可能有一个叫王松的人了。

　　我读高中比别人晚一个学期。去学校报到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晰。一次我去厕所小解，一位教化学的老师正蹲在茅坑上屙屎。他一边咧嘴使着劲问我，为什么晚了一学期才来读高中，是不是想逃避上山下乡。我当时想了一下，觉得这件事如果向他解释起来很麻烦，就没有回答。他一边继续使着劲一边说你也就是……缓期两年执行吧。这位老师姓张。张老师后来对我有知遇之恩，遗憾的是他已去世，愿他安息。

　　我在高中匆匆度过了难忘的一年半时间。那时的高中教育是两年，而我又晚了半年，所以只有三个学期。在这三个学期中还有一个半学期的时间是去一间叫“红旗罗丝厂”的民办小企业“学工劳动”，能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可想而知。

　　一年半以后，我还是去农村插队了。

　　记得那是一个国庆节，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我没去参加国庆游行。这时已确定去农村的行期，那种感觉就像在等待行刑的日子。我所有的行装都已准备好。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必要的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证供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号召，因此应该给予额外照顾，每个人可以领到一系列的购买票证。我记得有棉衣、绒衣绒裤、特制的大木箱，还有毛巾肥皂洗脸盆等等。走的那天是去学校集合，集体出发。这时已接近“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知青插队的地方都不是很远。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距这座城市只有100多公里，学校为壮声势，也为了能将我们这批并不情愿的知青完整地弄去目的地，决定派汽车统一运送。那天母亲没去送我，只有父亲去了。父亲性格很内敛，那天始终沉默。直到汽车开动的一瞬，父亲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表情。那种表情无法形容，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的插队生活，我已在很多小说中写过。

　　我读大学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这一届虽叫“77级”，真正去学校报到却是在1978年3月6日，也就是寒假入学。这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恐怕是惟一的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前面已经说过，我读的是数学系。这是一个从老师到辅导员一直到具体内容都极其无趣的专业。至于我为什么要报考这样一个奇怪的专业，说起来话会很长。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后来从事文学工作以后却渐渐发现，数学竟是一个极好的东西，它不仅能训练人的极其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也能给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比如拓朴学、模糊数学、空间解析等等，总让我在叙事空间和叙述语言等方面有一种尝试探索的欲望。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争取做一个在数学领域写小说最好、而在小说领域数学最好的双重人才。

　　记忆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不仅能使生命的曲线更加优美，也能让人像一只卵生动物，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自己的蛋壳。当然，也像溜冰，时光在冰刀下就这样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