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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写完 《群山之巅》 我愁肠百结仍想倾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2月02日17:06 来源:辽宁日报

  看点

  《群山之巅》讲述了在北方龙山之翼的龙盏镇上,屠夫辛七杂、“小仙”安雪儿、执行死刑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以及绣娘、金素袖等一个个身世不同、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的滚滚红尘中浮沉,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寻找出路。小说中众多卑微的小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

  创作完成未释重负

  辽宁日报:请问《群山之巅》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鸿篇巨制创作完成,您是否感觉轻松了?

  迟子建:闯入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很多是有来历的,比如安雪儿、辛七杂。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树下》开始,20多年来,我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的同时,每隔三四年会情不自禁地投入长篇的怀抱。 《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等就是这种拥抱的产物。有的作家会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则没有。因为到了《群山之巅》,进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虽说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别我而去,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深的皱纹,但文学的春色一直与我水乳交融。

  与其他长篇不同,写完 《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

  尽管如此,我知道《群山之巅》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小说本来就是遗憾的艺术。但这种不完美,正是下一次出发的动力。

  小人物是文学的珍珠

  辽宁日报:《群山之巅》里的人物多达百个,全是小人物,是一群生活在大时代的小人物,您的创意来自何处?

  迟子建:不知不觉,我已经写了30年。可以说,我的生命是和写作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次进入小说,都是再一次发现生活的过程。《群山之巅》描摹的是龙盏镇众生的群像,进入每一颗卑微的心,与之呼吸,让这部长篇获得了生命力。

  2001年8月我和爱人下乡,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一位老人。他衣衫破烂家徒四壁,是攻打四平的老战士,负伤时断了三根肋骨,丢了半叶肺,至今肺部还有两块弹片未取出来。 “文革”时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说,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着回来,肯定是个逃兵!政府每月的补助连饭都不够吃。老人儿媳埋怨他这种状况无人关照,前两年有记者来访,走后也是不了了之。我觉得很悲凉,一个打江山的人,是不该落得如此下场的。

  从那儿回来后,我爱人联系这座村庄所属县域的领导朋友,请他们了解和关注一下老人的事情。不久后他还跟我说,事情有了进展。可是八个月后,他在归乡途中遭遇车祸。几年前我听说某驻军的一名年轻战士,因陪首长的客人在游玩时溺亡,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救落水百姓的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也唤醒了我沉淀着的一些小说素材。

  那之后,我每年依旧回到故乡,去感受家乡的变化。比如人逝世后何时才可土葬,何时就得火化而产生的争议等。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新规,在故乡施行所引发的震荡,我都能深切感受到。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我在故乡积累的文学素材形成了《群山之巅》的主体风貌。

  辽宁日报:不管是您的长篇还是短篇,关注的多是小人物,这些小人物都生长在一个大时代。

  迟子建:我曾写过68万字的用编年体写就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我用了上百个小人物,来构筑我文学眼中的“伪满洲国”,哪怕是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也采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觉得小人物身上,更能呈现生活的本真状态。我的其他长篇,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也都是以写小人物为主。在我眼里,小人物是文学的珍珠。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我们都是走在地上顶着天的人,《群山之巅》里的人物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的人,迟子建的小说一向有这种力量,即脚踏实地的力量。

  潘凯雄(中国新闻出版集团副总裁):作品最后的一首诗印象最深。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东西,这是作者新的发现。而读《群山之巅》的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发现,迟子建几个长篇一以贯之的就是小人物和大时代。不论是《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白雪乌鸦》,这些小人物和大时代或大事件是不变的。这部作品仍然是诸多小人物,读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时代和宽阔的时空。变化最大的是小说的结构,即17个小标题环环紧扣。 20万字的小说成功处理这么多人物关系很有智慧。

  孟繁华(沈师特聘教授):迟子建写过短中长篇,都获过奖。她生长在中国最北方,其作品一直有地域性,地域性是不是就是民族的大众的,对此也一直有歧义,一些作家移居到南方或繁华之地,其作品也离不开其生长地方的痕迹。这部作品中人物出场很有智慧,人物命运构思巧妙,通过一个人的换肾把北中国群山下的一群小人物的众生相揭示出来,作品既有地域性也有普遍性。把当下社会生活鲜活地呈现出来,也表达了对某些事物的拒绝与认知。

  □本报记者/高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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