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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比作家大的作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25日09: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2014年,中央党校给新一届干部学员发了一本特殊的“维稳教材”,就是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如果没有《瞻对》,阿来是优秀的作家;《瞻对》则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在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因为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承担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赋予作家的全面责任。”评论家李敬泽说。

  可是“大作家”也难免遭遇尴尬。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起初在报告文学奖初评遥遥领先获得全票的《瞻对》,终评票数为“0”。

  面对大起大落的戏剧性结果,阿来会怎样?

  参加某文学奖颁奖时,有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那位作家说: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记者又问阿来,阿来说: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我是文学“原教旨主义”,我坚持文学根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有人问阿来,对于自己的作品落选有何看法。阿来正在高山看云。他一口回绝:这些与我毫无关系。得奖能解决什么?肯定有很多好处。我最想得到的好处,是把小说写得更好。可是得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次,向来对评奖问题抱无谓态度的阿来,拍案而起,发表声明《我对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项的三个疑问》,就体例、程序及作品本身三问鲁奖。

  “我坚信,这不仅仅是关乎我个人的短暂的终将消失的荣誉,更是关乎社会的正义,更关乎要抗议一些人假文学之名以非文学的手段伤害文学的尊严。”阿来说,当时出来说这件事,他也反复想过,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文学界的开放性和公正性的问题,是怎样使评奖不流于形式的问题。如果只是因为一本书没有获奖,也未免太小气。

  2014年鲁奖评选虽然引起较大风波,但之于阿来只是一段小插曲。因为他既没有申报,也对是否得奖没有任何期待。再怎么沸沸扬扬的喧嚣事件,也经不住时光之刃的打磨。热闹的话题随风逝去,作品才是考量一位作家的试金石。

  《瞻对》完成之后,有一些藏族人看了很愤怒,质问阿来:瞻对怎么被你写成这样?阿来说,历史就是这样。祖先的口传是虚构,文学虚构可以,历史不可以虚构。市场化是希望一本书讨所有人的好,但是文学从古到今不是这样。

  “我也没有想要与天下人为敌,如果书写的内容决定必须这么写,我也顾不得其它了。”作为小说家的阿来是可以自傲的。多年来在川藏地区生活的积累和游历,沉淀出《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等厚重而影响广泛的作品,也收获了《空山》这样绽放出层层绚丽的高原之花。他思索的问题,则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到了《瞻对》,是写作带着他从历史到现实有了越来越深广的联系-----这也是阿来所希望的,“我希望写作把我带入更高的境界,我达到了。对历史的认知和现实的接触,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深入。写作是我深入世界的路径,我用自己的方式把世界打开了,这样的人生有意义,我才成为作家,不然我可能是小山村里放羊的,最多是‘最美乡村教师’之一。” 

  《瞻对》写的是历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写每一本书,阿来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我不敢说它是最重要的,但是少数民族中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文化界常讲深入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中国社会发展的哪个方面不在影响我们?身处种种焦虑之中,却视而不见,假装歌舞升平,再谈去深入生活,阿来觉得很可笑。对于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不能仅仅停留在反映现象,或者简单发个微博表达。

  用不着号召,用不着理论上论证,阿来是“深入生活”最多的人。从一开始就这样,他几乎没有停下来过。 一年中,阿来走了多少地方,他从来没有算过。因为每年至少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都在藏区行走。深入不只看表象,而是行走,阅读,研究当地的材料。

  《瞻对》所涉及的是千万甚至上亿的人,藏区地域辽阔,把握这类题材难度很大。来说,我们的文化有些时候是在想象中自设禁区。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物质层面迅速进步,但是每个人都纠缠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因为作家的身份,阿来对此感受更强甚至更为焦虑。

  他是思想者阿来。他自己心里有很多想法,知识分子从来有他独立的思考和理论性、知识性的表达。

  很多现实问题不光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去斯里兰卡还是塞尔维亚,别人考察自然风光,他对宗教更感兴趣,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和信徒、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参照比较,他以开放的视野吸收全世界的思想成果,不断地沉淀,不断地思考。

  “作为严肃的文化人来说,思考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一是寻找材料,二是寻找‘武器’。”阿来说,全世界人都在讨论世界不公的问题,谈论少数民族的问题。讨论这些需要放开眼界,不是纠结在一个问题中写一个问题,否则永远写不清楚。

  看见不是暴露,而是寻找解决之道。对社会的责任,就是每个人寻找自己的角度和本份,由此出发表达自己的思考。阿来的作品有尖锐,有胆识,但最重要的是有善良的动机。

  在这些问题面前,是否获奖对阿来而言,无足轻重。

  “我为什么写作?”阿来常常自问。他希望自己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能够有所解答。做调查、研究理论问题、包括写作,都是为了梳理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写作没有解决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某种疑问,那么写作毫无意义。写历史,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世界上不缺几本书。那么作为写作者,写什么要想清楚,怎么写要想清楚。”有这样一个标准,阿来自信《瞻对》相比较而言是上乘之作。“如果每次写作,思想以及对艺术的感受和理解,确实比原来有所进步或者进步大一截,跟之前的作品有变化、有突破,而不是找到了模式;如果还是原来的水准和样子,没有必要再做这件事情。”阿来并非不懂商业,也考虑过读者的接受。但是,要想把这样一部作品变成特别明白通俗的东西,可能性几乎为零。

  “生活要求你这样。从事的工作要求你这样。否则写作有什么意义?要不然所有人都是小说家、艺术家。上帝只挑选少部分人做艺术家。”阿来从来不缺乏自信。他认为写作更多依赖天赋。“我相信上帝造人就造成了不同的人。造我们就是写写小说。当然土地不够 ,天赋也不够 ,还需要不断地提升,提升自己的修持。”当然,写作中他也在反复拈量。暴露问题的写作固然尖锐;止于呈现的写作固然也有意义;但他不是。不是发泄不是暴露更不是偏激走极端,而是希望对社会有建设性意义,希望社会往好处转化。人类思想史的建构也是这样。

  最近,阿来正着手写作的两个方向,一是散文,每走一处写一处,着重点在藏区的文化差异;一是长篇小说,写今天的年轻人在目前处境中的选择,直指民族关系。可是写了一阵,阿来又放下了。不是因为内容或主题,而是他发现,现实题材容易写得没有艺术性,他又很难容忍语言形式上有任何粗糙,所以停下来重新考虑行文和结构。

  这不是难为自己。而是他觉得,任何一个艺术家,这么要求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追求真理,有善的动机和美的形式,原本的真善美就这样简单,阿来赞同这一艺术观念,并当成信条去遵从。

  阿来的“小我”活得很滋润,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也时刻关注“大我”,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承担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他的切入很小,就像他在《草木理想国》中将镜头对准一草一花;可是他的心很大,装着大千世界,他对某一处微观历史透彻挖掘,见微知著,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阿来是一个“比作家大的作家”(施战军语)。因为他的才华与见识,因为他的独立品格与民族担当,阿来毫无争议,当选2014《中华读书报》年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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