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喊武歆

　　武歆的小说《枝岈关》里，有个16岁的“红小鬼”，在写这个孩子惨死的过程时，据说武歆情不自禁，哭得稀里哗啦。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痛苦，而且动用了身体，不仅仅只停留在心上，说明在写作的时候，武歆把小说人物的生死揽在了自己身上，他不是在写，是在文字里活着了。作者隐身于文本之外的文学作品很多，其中也不乏优异者，但就我个人的喜爱，在作者隐身与作者立场的两种文本之间选择，我钟情于后者。特别是在一个满纸苍白、遍地虚空的年代，用肉做字，泣血而歌的写作，多么少，多么值得珍惜。

　　2004年的八里庄鲁迅文学院，我与武歆在那儿认识。他像个游魂，时隐时现；我也多少像个孤魂野鬼，怕光，怕样子像神灵一样的人。我们之间没有多少交聚，从来没有咬牙切齿或玄而又玄地谈论过文学，走廊上相遇，打声招呼，酒桌上碰到，喝上一杯酒，是陌生人却又像心照不宣的老友。这两个游魂之所以在后来的时光里走得很近，缘于他领着我们一伙人去了一趟天津。天津是个苍茫的城市，去的这伙人未必有什么兴趣，去，只是去，表示去过，没人想过去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去。所以这些去的人都很茫然，仿佛到了一个缺少温度的梦中，纸人一样，疏离、恍惚，对天津的文化与风物视而不见，倒像是武歆从湘西赶来了一群僵尸。很显然，这样的状态就是对武歆的不尊重，也是对一座城市的不尊重，但武歆没有表现出半点的不悦，反而在身体里多装了几台马达，卯足了劲儿地领着我们，老城区、美食街、泥人铺、杨柳青……一处接一处地走，激情澎湃地讲解，情真意切地劝酒，硬生生地将一群僵尸弄得群魔乱舞，直把天津当天堂。当时我也纳闷，这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的皮鞋永远没有灰尘、从来不穿奇装异服、整天笑眯眯的家伙，怎么一下子换了一个人？回到北京，我把自己的诗《从北京到天津》拿给他看，他先是默读了一遍，嘴角微动，气息舒缓，可就在我以为他要将诗稿递还给我的时候，他突然抽身站起，高声地朗诵起来，并且在朗诵结束之后，喘着气说，一定要我将这首诗抄一份给他。这个细节开显了武歆的性格，塑造了武歆在我心里的形象，常规时候他是优雅的、低调的，有着迷人的日常性，但你永远无法预测他会在什么时候身体突然发生地震。也许他本来就是一条每天都在发生无数次弱震的地震带，只是我们无法体认而已。

　　4个月的鲁院生活结束后，我们各奔东西，生活的血盆大口很快就嚼碎了人们臆想中那些彼此会抵达的飞机、火车和轮船，很多人更是音讯全无，仿佛泥牛入海。就算你在某个雷电交加的午后，找出当年的通讯录，那些电话号码，不用拨，雷声和闪电也会提醒你，许多号码已经换了主人，每拨一个电话，都是在历险。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我也是一个下落不明的人，是的，身边的一切都在消失，在清空，谁都有自己个人的孤独需要维护，需要尽可能地把世界归入神秘与寂寥。在此背景下，我与武歆却一直保持了联络，我去过天津，他来过云南。他写红色系列的那段日子，电话中，他说起过题材本身的力量和文本之外苦不堪言的精神探访，热血与灭失，生的陈疴与未知的空白若隐若现的叛逆，以及他的崩溃和悬崖上的隐忍，他说他也是一个需要探访的人，一个需要安慰的人，一个天天等候惊喜的人……那天晚上，昆明，我约了一群朋友在省图书馆大楼下的白族餐厅请他喝酒，开始的时候，他照例一脸的笑容，彬彬有礼，一边喝酒，一边歌颂云南，可随着酒力的不断加大，听见邻桌一个女子对一个男人的生死表白，喧嚣的酒桌边，他先是发呆，走神，接着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他一直自言自语，希望那个陌生男人好好地爱那个陌生的女人。看见那个陌生的男人抽身离去，留下那个陌生的女人独自痛哭，他站起身来，想去追那个男人，又想去安慰那个女人。他恨自己分身乏术，走在昆明午夜的街上，他的双肩还在抽搐，双眼的泪水还在流淌。他想爱，想借那陌生男人的身躯去爱，但除了头顶灿烂的星空，无边的夜，没有人接受他的爱……

　　前年冬天，我去天津，住在滨海，武歆与《散文》杂志的张森兄结伴来看我，照例喝得东倒西歪。我们吐着大团大团的白雾，在一个看不到边际的工地边告别，望着武歆踉踉跄跄的背影，我大喊了一声：“武歆！”他没有转身，或许我的喊声被工地的声浪盖住了。其实当时我也没什么话对他说，就是想那么喊上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