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发现与反思比历史本身更重要

　　我以自己的真切感受来提醒 国人这样一句话：国家现在建立了抗战和“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产生大环境、大氛围中的 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冷静的思考，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等种种深刻的问题，这样 才能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仰、坚定主张。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国家何尝不是？

　　被称为二战时期“世界三大惨剧”之一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已经过去了77年，今年12月13日是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

　　意大利历史学家罗齐曾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历史叙述是对历史的记录和描述，它的重要功能在于“传递”历史。对一个成熟作家而言，艺术地叙 述事件或人物本身已经不是主要的创作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你的作品到底能不能给读者和社会带来一些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思想高度，尤其是在纪实历史事件和历 史人物的问题上。

　　对于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创作者容易把重点放在日本鬼子如何残杀中国人的血腥场面和过程上，这毫无疑问是记录“南京大屠杀”的重要 部分，但一味的把笔力放在血淋淋的场面和敌人的残暴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也未必会对历史罪行的根源与后果进行彻底反思与省悟起到效果。就报告文学和 纪实体作品而言，真正的艺术感染力并非是直截了当、平铺直叙的单纯叙述事件或人物的“躯壳”，它应当透过事件本身和人物的“躯壳”，追索其内在的“血质” 和“灵魂”的本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就得在挖掘事件或人物时特别注意“老题材”的新发现、新角度。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

　　真实才是历史的灵魂。我是今年3月底才开始动心写“南京大屠杀”的。从进入采访到成稿，前后半年时间，时间实在太紧。创作一开始就碰到最主要的 问题，就是如何把这样一个人人皆知又人人不太清楚的大事件本本真真、艺术化地告诉世人。同时，还需要与已有的众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显然 这是个难上加难的事情。不过，当我阅读完以往所有的几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后发现，那些作品或受当时的历史影响、或受创作者的功力、或受掌握的材料有限 等影响，都让我看到了重新创作南京大屠杀的巨大空间。我决心从上面这三个方面增强。在采访幸存者和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令我惊喜的是，许多东西以往 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没有去关注。比如“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形成的？在日军占领南京时中国国民政府当时是如何应对的？蒋介石及他的军队到底是真抗日还是假抗 日？日军为什么那么轻易地杀害了30余万人？除了受害者外，施暴者他们是如何看待这场大屠杀的？“第三者”——国际人士他们那个时候帮助中国或日本人干了 些什么？日本兵是如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自己有没有值得反省的问题等等，这些引起我思考的“疑团”，都在采访对象口中和4000余 万字的史料中找到了！这样的发现，令我欣喜若狂，创作激情顿时倍增。

　　什么叫深入生活？对作家来说，双脚走在大地上是一种生活样式；数月数年地扎在一个地方，实实在在吃住在那儿是一种生活样式，但这仅仅是“一种样 式”的生活而已。真正的深入生活，是看你的心和眼睛还有感情是否“落到”或“沉到”了那个你所最需要的“艺术点”上。这个“艺术点”，就是你创作作品所需 的原材料和滋长成艺术品的根基。再者就是调动你以前所有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会。尽管在此次创作“南京大屠杀”之前，我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直接生活，但 间接生活并不比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人少。当年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我故乡的长江口上岸的，小时候就一直听老一代讲述日本人如何一路烧杀抢，我 读小学时就是在一座被日本炮弹炸掉了一半的旧庙，那旧庙的主人是位财主，是我同桌的姥爷，而这位财主就是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死的。大家都知道的《沙家浜》， 就是一出抗日戏，而我的出生地就在“沙家浜”，我的爷爷、奶奶、大姑姑，便是与日本鬼子周旋的“沙奶奶”、“阿庆嫂”等。在写作过程中，这些从小积累的生 活便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派上用场。

　　多角度呈现历史

　　至于如何写“南京大屠杀”，血腥的大屠杀现场和事实肯定不能避开，这也是揭露日军罪行的重点。然而，即使对这些重点事实的本身的叙述，显然也要 保持客观性。所以我的书里，除了中方受害者的讲述外，近一半内容是让施暴者自己来“讲述”其犯罪经历，同时还找出许多“第三方”的见证者来“讲述”，这种 效果与人们日常听到的法庭审理案子一样：当我们听完原告陈述之后，又“逮”住犯人“自供”，再找出“第三方”来“证言”，如此这般，案件本身便可达到无懈 可击的最终目的。同时还可使案情层层剥离、情节精彩纷呈，起到环环紧扣之效果。

　　但仅关注这一层是远远不够的。在追寻“为什么我们输得那么惨”和“日本人为何要残暴地屠杀我那么多同胞”等问题时，我把视角投向了当时的“国 军”和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以及那些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军人及南京市民身上，结果发现了太多令人意外和伤感的事。比如：半心半意的抗战国策、混乱无序的军事 指挥系统、失之毫厘的战机、自相残杀的恶性后果、可憎可恶的汉奸、贪生怕死且极端自私的军人与奴性十足的百姓等等。与之相反，我看到日本精心谋划的侵华战 略与战术，普通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效忠之心，从最高指挥官到普通士兵都能写“战地日记”。日本侵略军用的是“乡土部队”，即按兵员的户籍地组成部队师团支 中队，如大阪团、京都旅、冈田中队等，这种部队编制，让士兵们谁立功、谁厌战，一清二楚地暴露在“老乡”眼里。如此“人盯人”、“人跟人”的部队编制，使 得战斗力和竞争性特别强盛，由此也有了臭名昭著的“杀人比赛”等恶魔行为。透过上述这些对“敌方”的深入了解和叙述，作品就更具客观性和厚度。而这些，要 使作品成为力作与精品，依然是不够的。

　　对历史题材的创作，贵在通过事件本身和人物的命运来提炼和总结出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文学思想及警世价值。透过“南京大屠杀”，我们可以看 到的东西太多，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决战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结局。过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揭 露日军杀人的残暴，血淋淋的场面，惨不忍睹，触目惊心。但在我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肤浅的。因为当我倾听那些幸存者的讲述，尤其是在阅读那些参与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们自己所记述的现场经历，以及看过诸多当年中日两国政府、军界的史料时，另一种强烈的情绪冲击着我的胸膛，这便是：有备而来的日本侵略 者和无序无备的中国政府与中国军队；狡黠与精明的日本军人和麻木、自私、贪生与奴性的中国百姓。如此强烈的对比，让我看到了血淋淋的“南京大屠杀”背后的 那么多民族屈辱与国民劣性。

　　从自己开始反思

　　我们就来讲一个南京大屠杀前后的汉奸问题吧——

　　不用说，南京大屠杀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但为什么日本人要制造如此令人发指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多数国人并不知道当时我们内部的汉奸事实上帮了 日本人不少忙。南京大屠杀之前，一场“淞沪大战”打了3个多月，那时蒋介石政府对日决战的军事部署和所投入的兵力，应该说还算不差，且相当一部分军队的装 备也并不比日军逊色，而我们的用兵数量则在日军的两倍以上，但最后仍然败给了侵略者。深追其因，我们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自己队伍里的内奸出卖了。 大汉奸汪精卫当可不说，他手下的一个机要秘书黄俊竟然在关键时刻把我军最高机密——封锁江阴的长江要塞、不让在武汉的日本战舰队伍支援上海——通风报信给 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随后日舰日夜兼程、毫无顾忌地逃出我江阴防御要塞，加入了上海的战役，最后造成我军水陆夹击，全线溃败。

　　在南京保卫战初期，我方军民数十万人共同对敌，登陆初期的日军像瞎子摸象，总有无数汉奸突然冒出，他们明的、暗的冒出来为日军点灯引路，毁我要 害。有位当时的南京守城军人如此披露：“当时南京一到晚上根据命令是要实行全城宵禁的，所有灯火都要熄灭以免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但却意外地发现街道那边 居然有个地方有火把在晃动，接着火把附近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第二天才听说西门附近守军储备军火的地方遭到了轰炸，弹药损失很大，而那个晃动的火把应该 就是潜伏在城内的汉奸所为”。“除轰炸之外，汉奸利用投毒的方式来毒害我们的士兵。有一次在医院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班的士兵被送来洗胃，食物中毒，后 来才发现是他们喝水的水井被人投了毒，全班士兵除了少数人未中毒之外，大部分中毒严重。虽然经过紧急抢救活了大部分，还是有一名士兵因为中毒太深去世，想 来应该也是城内汉奸的‘杰作’……”看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民众所为！

　　这位亲历者还说：“日本人固然可恨，但相比于听命行事的鬼子来说，那些丧失良心、泯绝人性的汉奸更令人痛恨。他们在日本人占领时，为侵略者摇旗 呐喊、欺压同胞。当抗日战争一结束，大批曾经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宾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也是我抗战后坚决脱离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主因。”

　　中国与日本有过几场大战，稍远一点的是甲午战争。那一仗打输的原因，就是因为朝内朝外的汉奸与日本人里应外合，造成了我大清军队最终的毁灭性失败。

　　日本进攻南京和后来在城内进行的大屠杀，其时大汉奸、小汉奸真是不少。有位日本兵初进南京城时，没有发现他原先很害怕的中国军人，却看到街头两 旁有许多举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人，他们嘴里喊着：“日本万岁”、“欢迎皇军”，脸上堆满了谦卑的笑容。“为什么这些中国人就不恨我们？真是百思不解。”这 位日本兵在日记里这样说。

　　在日军进驻南京城后，又有一些中国人为了从“皇军”那儿领取一份食物，竟然领着日军，恬不知耻地将那些藏身于民众中已经脱下军装的中国守城军官 兵身份告诉侵略者，导致不少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杀或烧死……1937年12月13日是日军进驻南京的第一天，沿街民居和一些商店，出现了不少 太阳旗，甚至还有“欢迎皇军”的标语。到后来，这种现象就非常普遍。自然，这里面有的是因为害怕日本人，但绝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人在侵略者面前很快成为了出 卖灵魂、求荣获取的汉奸。

　　当我看到这些从未被披露的历史真相时，我想大家一定会与我有同感：屠杀同胞的日本兵可恶，给日本鬼子当帮凶的汉奸更可恶。

　　不仅仅是沉默与哀悼

　　看看今天，各类人群中的那些主动的、变相的、明里暗里为个人利益而背叛国家、背叛民族、背叛党、背叛友人、背叛亲人的人还少吗？这样的人，假如 侵略者再到中国，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叛徒、汉奸。即使侵略者不来中国，只要一有机会，这样的人照样也会千方百计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古人曰：食其禄而杀其 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卖国取利者，汉奸也；喜取小利、毫无忠义、爱玩是非者，亦汉奸也；在今天，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还少吗？我们公祭 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死去的同胞的同时，难道不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在我们身边的潜在现象吗？这便是我为什么在叙述完“南京大屠杀”过程之后，用很重的笔墨 “十问国人”的全部用意。

　　我以自己的真切感受来提醒国人这样一句话：国家现在建立了抗战和“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 与哀悼，只能产生大环境、大氛围中的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冷静的思考，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 面及时代层面等种种深刻的问题，这样才能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仰、坚定主张。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国家何尝不是？

　　文学在叙述历史时，能够让世人在警示中获得些什么，是文学永远在企及和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直是我们文学不可穷尽的宝贵素材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