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写战争当细微可感

　　在中国，大致能找到一些相关机构编纂的战争通史，或者宏观军史和战史，但基本找不到战役史。有些战争通史的记述过于大而无当，读者读完之后，其实仍然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而关于战役和作战行动的叙事，又多数时候交给了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中国一般公众对战争的认知，常常来自这些作品，并由此滋养出了大致两类作者和读者：一种是高谈阔论的“讲经派”，一种是演义戏说的“评书派”。

　　读者不是不喜欢高品质的战史作品，而是很难找到这类作品。个中原因可以归结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历史的基础性工作过于缺乏，没有足够的史料和相应的解密共享制度，专业研究者和作家也很难利用有关档案，最大的奢望就是多采访几个亲历者。从学术规范来说，以这样的条件来做战史叙事，并不算合格。

　　自2004年起，我开始“滇西抗战三部曲”的写作。2009年、2014年先后在三联书店出版了《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还有一本《1944：龙陵会战》等待完成。我为这一题材投入了十多年的时间。按国内抗战史学界的说法，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有22次大会战；由美英主导的中缅印战区的缅北、滇西会战，并未包括在内。而我准备以十余年时间聚焦于其中的滇西战场，以“三部曲”描绘出这个局部战场的微观全景图，这个事到底有多大价值？我并不知晓。

　　“微观战史”本是一时灵感冒出来的一个概念，我自己并没有能力对此做理论上的诠释，但后来被评论家和媒体人引用并做价值分析，读后颇受启迪和滋养。理论素养不足如我者，在直觉上倒有一些敏感，毕竟为此青灯长卷地爬梳史料、做田野调查已逾八年。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告诉我，对于战争的研究决不能止步于政治、战略层面，必须进行战役、战术乃至技术层面的考察。

　　在多年的写作中，我刻意回避“文学”二字，但是我从心里认为，文学是文字工作的最高境界。但之所以回避，是基于一种自觉的“反动”，特别是看到某些“纪实文学”作家在讲述创作经验时，竟然自诩以虚构的情节蒙住了读者并洋洋自得，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文学旨在求真、求善、求美。第一条都不具备，遑论其他？“非虚构写作”要赢得尊重，须有相应的观念引导和文体自律。特别是对于战争来说，“求真”这个看似最低的门槛，其实却是最难。以战役行动而言，在对垒双方至少几十万人的高强度武力冲突中，界定统帅、指挥将领与武装集团的互动，作战计划部署与偶发事件的互动，战斗过程中敌我双方的力量消长，要厘清全部因果链条，并从中分析得失，总结出恰当的经验教训，这不亚于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个基础上，也许才谈得到“史诗”的诞生。

　　“微观战史”这个概念，我十年来一直在咀嚼它应有的内涵：囊括全部核心史料，从文献爬梳到田野调查，对敌我双方史料进行“互参”，严格的“史料批判”，时空的“网格化”标定，从帷幄到战壕全方位“复盘”与“拼图”；冷静、克制、准确、细致、缓慢的叙事作风，主要用名词动词，少用或不用副词形容词；适度的“理解的同情”，拒绝煽情，拒绝“入戏”，更拒绝成为题材或写作对象的“粉丝”和“代言人”……借用书法艺术领域的概念，这也许算是历史写作中的“碑体”？

　　在“形而下”层面做“微观战史”的难处，非实操者难以体会。昔日远征军将士浴血奋战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以最大的努力予以准确记述则是后辈人的任务；因了那付出数万生命与鲜血的惨痛成本，我的写作项目必须与他们的项目质量大致相称，这样心里才安。

　　“微观战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一切记述必须能“落地”，能让人拿着书去一个山头一个阵地地踏勘寻迹。为此，我八次奔赴滇西旧战场，像昔日军事教育和拟定作战方案前的“参谋旅行”一样，拿着军用地图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更有四天三夜徒步穿越高黎贡山北斋公房古道的经历。在跃入眼帘的自然和人文景致之外，脑海里同时交织着血与火的历史场景，这份记忆实在是生命中难以言说的刻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