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开掘古代文学资源 服务当代文化建设

　　刘跃进 男，1958年11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业务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等职。

　　文化的取舍决定着国家的根本命运

　　熊元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必须 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的可能性。作为《文学遗产》的主编，你认为如何开掘中国古代文学 的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

　　刘跃进：回归经典是第一步。是否只有市民性、休闲性、消费性的文学才有出路？文学的经典是否还有意义？这些都成为新世纪的重要论题。当然，学界 的主流意见还是承认经典的存在，认为经典具有超时空性、永恒性和普遍性。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 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描绘出人类最深邃的情感世界，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因此， 文学研究工作者在主张回归传统的同时，也应当回归经典，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尤其是审美分析方面，经典重读具有广袤的可能性空间。当然，我们 也要看到确立经典的复杂性和文化差异性，并解释隐含在经典认可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但是不能由此简单地颠覆经典、亵渎经典。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图书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事实上已经成为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 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在古代文学硏究界，论文呈几何态势增长，目不暇接，但是总是感觉到非常浮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常常想到经典重读的问题。当 然，如何选择经典，又如何阅读经典，确实见仁见智，没有一定之规。问题是，如何研究经典？

　　第一，回归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回归传统，体味经典的含义，理解文化的精髓。第二，回归经典，与拓展知识领域并行不悖自是不言而喻的。没有 丰富的知识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经典。第三，重读经典，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材料。前辈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都很重视对新材料的运用，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 序》中甚至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 谓之未入流。”但这些话是建立在熟谙经典的预设下的，如果没有经典作为学者知识结构的基本支撑，新材料极易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深入运用。这也是 许多学者为什么面对的新材料越多，越容易写得表面化的原因之一。第四，通过这种排比硏读，我们有机会走近经典，体味经典，或许从中可以探寻一些带有规律性 的东西，为今天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提供若干有意义的借鉴。倘如此，这种硏读，就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有着现实意义。

　　熊元义：您说得对，回归经典，目的是探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其实也就是在探索我们的民族精神，从根本上解决作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问题。中国当代真正优秀的作家即使身处社会边缘，也不能放弃作家在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社会职责。这是中华民族文艺的优秀传统。在中国文艺发展史 上，不少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即使在国破山河碎的历史时期，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心系天下兴亡并在文艺创作中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因此，中国当代真正杰 出的作家绝不会做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旁观人，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而是在坚决抵制那种移民倾向和弃船心态时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并在尽责中积极推动 中国当代社会的有序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民族文艺乃至世界当代文艺的有序发展。你如何认识文化这种软实力？

　　刘跃进：从功利的角度看，乍看起来，文化也许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但是没有文化又会怎样？秦帝国当时是何等的强大。可悲 的是，秦始皇在皇位上不过10年就“驾崩”归天，而他的儿子即位才3年，就为群雄推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秦帝国仅仅存在了13年的时间。即 便是从秦王赢政即位开始算起，秦代统一中国的进程也不过半个世纪。与之相对照的是汉帝国的历史，如果从元年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自称为汉王算起，到汉献帝 逊位于曹丕的公元220年，两汉历史前后长达400余年。秦朝为什么会如此短命？汉朝又如何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其中的经验教训，当时的文 人学者就曾做过深刻的反思，后来的历史学家更是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阐释。在我看来，秦朝败亡的最深刻教训就是过于强化硬实力，而忽略了文化建设。西汉初年 的思想家，在回顾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仅仅凭借强大的硬实力，席卷天下，并吞八荒，是可以“马上得天下”的，但是这种实力终 究是外强中干，缺少凝聚力，更没有长久的竞争力。他们从秦汉交替的历史巨变中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的意义。不同的文化选择，可以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从秦、 汉兴衰的历史嬗变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军事竞争与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必须摆在突出的位置。孤立地看，文化也许并不能解决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温 饱问题。但是，文化的取舍，却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运。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它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于 生命的感受，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秦、汉的兴衰更替，具体而微地说明了这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

　　古典文学研究新的时代特点

　　熊元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积累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应在把握广大文学批评家的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的同时，锲而不舍地推进这些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形成滚滚向前的文学理论潮流。你能否详细地谈谈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的时代特点？

　　刘跃进：近30年来，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走出了进化论的思维定势，也不再拘泥于政治化的束缚，注重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突显中国文学 的特色。我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一文中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文学的时间空间研究，在作家的物质环境研究，在时代的不同阶层研究等方 面，融会贯通，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学术研究在向社会回归，文学创作更应如此。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建安文学、盛唐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文学接了地气。最杰出的 作家作品，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如果文学远离了社会，远离了大众，文学的源泉就会枯竭，文学研究的源泉同样也会枯竭。

　　出色的文学史家必是出色的文学理论家

　　熊元义：文学批评家如果要推动文学的有序发展，就要勇于理论创新。在人类文学批评史上，那些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往往又是出色的文学理论家。这种现 象并不是个别的。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这种一身而兼二任的现象并非稀见。中国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家同时兼任文学理论家。但是，不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却沉溺 在历史碎片中，丧失了理论感，不是完全被文学现象牵着鼻子走，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自我灵魂冒险。你提倡一个文学史家同时又是出色的理论家，能否进一步地 谈谈？

　　刘跃进：我个人的专业兴趣主要集中在秦汉六朝文学研究。进入这个领域，面临的最大困惑还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秦汉文学 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诸如此类 的问题，似乎约定俗成，不言而喻。但是，如果仔细追究起来，古往今来，其实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分歧无处不在，迄无定论。这就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来 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学，我们研究文学史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是应当从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探索中逐渐建立 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或理论主张。在经历了100多年的中西方全面交融的历史实践之后，新世纪的中国学者有条件创建中国的文艺理论学派。这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使命。还是那句话，文学观念的更新是学术研究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宋代以后的文学史研究，我未曾涉猎，更不敢发表议论；但是先唐文学研究， 如果还是恪守过去的文学观念，就很难有更大的进步。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整个学术界都面临着转型。前面我们提到的对于文学空间、时间、物质、精神以及文 体研究的关注，其实都在试图寻找中国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在理论探索方面。中国文学史家和西方文学史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同：中国的文学史家更重视的是“史”的线索，当然，这是中 国传统学问的精华所在。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变化，理念先行的编写模式往往左右我们的文学史编写工作。似乎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就是依据某种或某些理 论主张去梳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很被动地期待着国内外的理论家提供有效的理论武器，就成为中国文学史工作者的常态。而西方出色的文学史家在注重梳理文学史 发展过程的同时，努力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中归纳出若干理论。因此，很多理论家往往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论家。这样说，可 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这种现象似乎并不是个别的。在现代中国，很难找到一个文学史家同时又是出色的理论家的例子，而在西方，一身而兼二任的似乎并非稀 见。譬如意象统计法的创立人，英国学者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就是在《莎士比亚的意象》一书中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英国唯美主义重要理论家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艺术和诗的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探索》等通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追求唯美的理论主张。美国新人文主义主要代 表之一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研究19世纪文学，主张用“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强调理性、道德意志和道德想象力，创立了新人文主义学说。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 多。其实，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史家同时兼任文学理论家，或者说他们的理论主张首先来源于文学史研究的实践，譬如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钟嵘和他的《诗 品》，就是典型的代表。

　　中国学术史的实践告诉我们，凡是在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但是，所有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基础之上。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一个有骨有肉的研究才是最高的境界。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变 化，以论带史等理念先行观念似乎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主流意识。事实上，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史家在细心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会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理论。 因此，很多理论家往往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论家。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正从历史上的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教 训，不再固守着纯而又纯的所谓“文学”观念，也不再简单地用舶来的观念指导中国文学研究实际，而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梳理中国古代发展文学演进的 线索。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界域分明的狭隘心态，以务实求真的 态度拓展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还是学者的研究意识的强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关注。所谓文学本位意识，核心 问题是回归文学，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在此基础上，传统的文献基础意识得以凸现。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以及历代职官、历史地理等传统文献学自 不必说，就是新兴的文献研究领域，如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国外文献等也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追求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即研究文学，研究文学史，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 要的，还应当从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探索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或理论主张，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丰厚的历史资源。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问， 我们没有资格妄自尊大，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我们面临着挑战，也充满了机遇。

　　文学史研究的目的

　　熊元义：当代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不少学子不是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而是急功近利，乃至趋炎附势。在文学研究中主要看作家在权力场中的位置，而不是着眼于这个作家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我们如何认识文学史研究的目的？

　　刘跃进：据说，古典文学研究从业者已多达上万人。现在流行的学术著作，多是学位体、项目体的产物，越来越匠气化。有的学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 越表面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读书越来越方便，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都渴望对前人有所超越，拥有优异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却为此标新立异，贪 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同时，文学研究强调国际化，本意是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惟洋人 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两种极端倾向，或自命为文化精英，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 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或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仅从学术方法上寻求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思想境界出现了问题。部分学者过 于看重自我，过于关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而忘却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研究学术？

　　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 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 关怀和探索。回顾学术史，我们还发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满足好奇心，或者是为了稻粱谋， 追求在小圈子内分享的文学研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必然会使理想缺位，自我边缘，与现实社会、与人民大众越来越远，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优秀的 研究工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这又回到我们开始谈到的话题，前面集中讨论是回归经典问题。这里，我们还应继续追问：回到经典的目 的又是什么？顾炎武在《日知录》19卷中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 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 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由此看来，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应当认识 到，文学研究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潜在作用，是提高全社会文学艺术欣赏品位、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从 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又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为此，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担使命，不断探索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 让人民满意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长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