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翔:粗枝大叶与不了了之

　　邓韶征是我多年的朋友，但如此集中地读他的小说却是第一次。邓韶征是土生土长的漳平人。漳平地处闽西，说的却是闽南方言，一条九龙江直通漳州厦门。漳州出过林语堂、许地山、杨骚、杨少衡等文学名家，邓韶征似乎也沾了不少闽南的灵气，小说里不经意透着的也是一股闽南味。

　　邓韶征小说写得不多，年近五旬，才出了一两本不薄不厚的小说集子。这些小说质量齐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少而精。邓韶征长得五大三粗的，小说也写得粗放。不仅线条粗、人物粗、故事也粗。这样的小说简约而敞亮，没有拖泥带水，没有婆婆妈妈，真是好读。这种粗放的写作，我戏称为“粗枝大叶”，如人物速写，如线描，有古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之风。当然，喜欢“枝繁叶茂”者也许读之不过瘾，觉得少了血肉，少了细腻，少了细节，觉得根不深蒂不固，但正是这种直追本源的写法让我们读到了明白晓畅的故事，传达出了最直观的感受。关于这点，我想可以在“三言二拍”、“聊斋”、“水浒”等古典名著中找到最有力的注脚。

　　邓韶征对古典小说有没有承继我不知道，但他对于当代同行的学习却是显而易见的。邓韶征小说的语言并不复杂，也谈不上什么鲜明的特色，但却很有意味地接近于当前众多小说的样式，如杨少衡等人的风格。但与杨少衡的机智幽默、长于调侃不同的是，邓韶征显得沉闷稳重，不苟言笑。

　　在我看来，小说的叙事肯定是区别一个小说家的关键标志，如果一个小说家没有足够的才华去讲述一个故事，讲述的方式千人一面，那就足以断定这个小说家的平庸。翻开邓韶征的小说，《呼噜山响》是这样开始的：“卡卡说，吴飞，你睡觉时呼噜山响，这辈子我要怎么和你过下去呀？”《例会》则说：“许天仙被通知去省城代开例会，是早上刚上班时。”随便举两例，邓韶征小说的叙事风格便一目了然，那便是单刀直入，直奔人物与故事，从不拖泥带水，絮絮叨叨。这显然是一个小说老手所为。一旦进入故事与人物，邓韶征的小说才华便飞奔直下，事无巨细，信手拈来，洋洋洒洒，皆成文章。在编织故事的过程中，小说家的生活与阅历便铺陈开来，人情世故，官场百态，小到一次恋爱(如《呼噜山响》)，一次出差开会(如《例会》)，大到变幻莫测的官场与人生(如《公职律师》《没药》)，黑暗险恶的煤矿与人性(如《狗子脑煤窑轶事》)等等，不一而足。这显然得益于小说家的生活与经验，也得益于小说家对世事的洞察与人情的练达，正如古语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邓韶征长期生活于基层，所见所闻自然丰富，而长期混迹于公务与官场，也让他比一般小说家更见优势。当然，我不得不说，邓韶征的小说虽然显示了一个小说老手的成熟与老到，但在叙事与叙述上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相较于中国一流的小说家，他的语言还是太过于直白与粗浅，没有形成个人的面貌。总体来说，就是还不够讲究，随意了些。而这实际上又是基层小说家面临的普遍困境。当我们轻意地放弃叙事与叙述的难度，而匆匆步入讲故事的行当，其实是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与不归路。

　　小说集取名《没药》，没药者，“活血止痛，消肿生肌”是也，“偏于散血化瘀，治疗血瘀气滞较重之胃痛多用”。小说也如一剂没药，只为“活血化瘀”，治“胃痛”，并不求什么“高大上”之精神境界。它写的是世俗与尘世，写的是普普通通之小人物，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点人生经历，一点世态炎凉，一点社会感慨。《呼噜山响》里的吴飞与卡卡，《例会》里的许天仙，《公职律师》里的宗利国，《没药》里的周曲平，都不过是平凡普通的小职员，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都遇见了这样那样的烦恼，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也表现出这个社会的无奈。但在故事的结局，他们一律都滑向了不了了之或无法言说的感慨与无奈。这与其说是一种智慧，还不如说是一种无力。

　　《呼噜山响》里的主人公吴飞最终得到了女友卡卡的原谅与支持，一场爱情危机与挪用公款的危机有了个暖色调的收尾。表面看来，结局相当完满，也留有余地，但真正的困难与意义也因此消解：吴飞真的原谅了卡卡的不贞了吗？新房是否就足以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缝？同样，在《公职律师》中，宗利国最后决定辞去公职，申请执业社会律师。一个在乡镇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司法局副主任科员，在提拔为主任科员之际选择了辞职，原因就在于一宗司法案的无奈，这不能不说有些随意与无力。当宗利国从乡政府文书成长为乡党委委员、党委秘书，再从副乡长到县纪委常委，最后历经波折到司法局，宗利国都出示了一个普通公务员应有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意义，他的人生到底如何进行下去？或者说，如何让他的人生具有更深更广的代表性与启迪意义？这才是小说家知难而进的艰巨任务。虽然让宗利国萌生辞职的念头也不失为一种意味深长的结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小说家的力不从心。

　　同样，在小说《狗子脑煤窑轶事》与《没药》中，这种结局不了了之的问题一样存在。《狗子脑煤窑轶事》中，以一句“很快，天就要亮了”结尾，似乎是预示着一切会有个光明的结局，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季小淘与丁文燕的命运会怎么样，而故事也并没有结束。在《没药》中，故事的结局是街道办副主任周曲平因为车祸得到了老上访户凌启发的眼泪与理解，但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而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背后也还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与内涵，这种意义就不应该用眼泪与感动化解而去。

　　如此种种，在邓韶征小说的结局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故事的思想性把握不住。一个故事，如何让它完整地呈现，如何让它达到高潮与推向极致？如何让它在不该结束的地方继续前行，而不是随心所欲地结束，这真是一门相当大的学问。

　　我认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便是小说家的思想，思想的深度与厚度将最大程度地影响着一篇小说的结局。同样写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就写得我们心悦诚服，叹为观止，心灵饱受洗礼。同样写一个平凡的邻里与普通人，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惊奇与发现，震动很大。小说主人公的结局都是那么意外而又那么合理，故事也都远在我们预料之外又那么朴素平常！它们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力量，给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以逼人的光芒，给读者以感动与震撼，给人以启迪与智慧。

　　相比于大师的作品，我要借用邓韶征的小说重申一下小说的难度。如果一个小说家轻易放弃了思想，他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小说，放弃了写作。